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理论体系奠基性部分,下篇为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和拓展。笔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读，为我们彰显出前理学和更为原典的中国哲学中“身体”的本体论的哲学意义。因此，身体乃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真正隐秘。本书从一种后现代型的后意识的哲学范式出发，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性质内容给予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解读，并从中开显出以身体为本，以两性生命对话为取径，以历时性和族类化的历史生成为终极指归的所谓“身体哲学”体系。该体系的推出既可视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来面目更为忠实的现象学还原，又同时以一种别具一格和自成一体的理论建构，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最终告别了以西方意识哲学为其元话语的哲学上的宏大叙事。

本书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对中国晚明时代最为伟大的思想家李贽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发掘，系统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展示了李贽独到的学术眼力和超拔的理论建树。本书不仅在基本出发点、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方面有比较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也由此而突出揭示了以往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李贽研究所忽略的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方面，比如李贽名为反儒实为尊儒，为“名教”正“名”，认为真正的“好名”稀世难找。本书尝试用游记文学体的方式进行写作，融情于景、夹叙夹议，在严肃的学术著作写作方式上进行了创新。

本书在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分析了儒法墨三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礼不仅是人的个体行为的普遍形式，亦是人的社会活动的普遍形式。礼使中国古人的政治方式不再是一种异己于人的东西，而成为既有一定外在的社会规定又与个人的内在的情感表达密切相连的审美形式。为孔子的“正名”说“正名。”法家：法家的“法”的理论包括“法”、“术”、“势”三个方面。“法”、“术”作为君主之“制”，“势”作为君主之“资”，二者互为发明、互为服务。法家“抱法处势”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开中国专制主义治论的造始端倪。墨家：“兼爱”的非人称性使墨家求助于政治上人为的“尚同”，使其与法家学说互为补充地共同服务于专制主义的理论的论证。

本书以一种现代解释学的方法，从诸如现象学、舍勒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施特劳斯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社群主义哲学、阿佩尔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成果以及由之形成的新的哲学语境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内在本质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和全方位的解读，以期从中发掘出掩埋在古老传统形式下的其现代特质和活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最终为我们揭示出中西哲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旨，也即整个人类哲学殊途同归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