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离开大陆后，撰写了多篇论述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章，《中国学术通义》即此类文章之汇集，收文十四篇。书中，钱穆以通儒眼光，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学、儒学、朱子之学、经史子集之学做了通俗易懂的概论式评述，指出：中国学术自有独特性，其重人尤过于重学，重内尤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吾人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了解中国旧学，不当以西方学术成规为准绳。钱穆还就师道、学风、德性、辨志、治学门径等话题分享切身体会，可资有志者借鉴。

本书初名“中国思想里几个普泛论题”，属于钱穆先生在台北的几次讲演集结而成，包含“道理”“性命”“德行”“气运”四部分，以及“补篇”。钱穆先生撰写此书，意在拈出当时中国社会人人习用、普遍流行的观念与名词，由此上溯到全部中国思想史，由浅入深，凭众所共知共喻，阐述此诸观念诸名词之内的含义，及其流变沿革，相互会通。

学籥，顾名思义就是学习之钥匙，即学习方法。钱先生一生浸淫学术，今举其成学之心得以告后学者，为读者开示入学门径。本书收录钱先生论治学方法论文十二篇，各重学问之一端，皆有精论，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获知孔门为学之要，进而得为人之道；第二，根据朱子著作，逐条阐析朱子读书方法；第三，分析评点近代大儒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读书治学方法，更增其借鉴与指导意义；第四，钱穆先生结合自己读书治学谈论学问的“入与出”“推寻与会通”等，并略谈当时学风之弊，读者可获知做学问“如何跑进去，与如何走出来”。

1974年，八十岁的钱穆先生追念亲恩，成《八十忆双亲》一书，八年后又成《师友杂忆》。这本书即两书之合刊，并收入附录文字十二篇。《八十忆双亲》中，先生追忆了祖父、父亲、母亲、兄长的一生，他们言传身教的精神成为钱穆人格的一部分。作《师友杂忆》时，先生双目已不能见字，回念求学时所遇各位老师，和辗转任教于小学、中学、大学的经历，以及钻研学问的心路历程，感慨万端。从果育小学到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亚书院，几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从这本书中，可以窥见二十世纪国家、社会、风气、人物、思想、学术之变，以及胡适、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梁漱溟、冯友兰、林语堂、傅斯年等人的侧影记事。先生所追忆庶可使前世风范有所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

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写于1926—1928年，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是为钱穆先生因课堂讲义之需而编写。本书是一部了解中国两千年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入门书。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不同时代的儒学、子学、经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方面进行介绍论述，阐释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及其演变，旨在使读者认识千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掌握中国国学思想之精义。在钱穆先生笔下，中国传统国学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力。

《庄子》一书为中国古籍中一部人人必读之书，但需学有根柢，才能读通此书。钱先生此书除郭象注外，详采古今各家注，凡逾一百五十家，斟酌选择，调和决夺，得一妥适之正解。全部《庄子》一字一句，无不操心，且上下接续，皆可通释，宜为从古注书之上品。前人注《庄》，或得此失彼，或明于前而昧于后。钱穆之注，循上而下，旁采博引，相互贯通。而其注释，兼顾义理、辞章、考据，而体尚简要，辞贵清通，以求通体朗畅，豁人心境。

“中国乃无独立之科学，亦无独立之哲学，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乃始成其为学问”，但近代以来，受全盘西化之风影响，学者追求以分门分科之法治中国传统学问，务求西化，再不求融通体会。钱穆认为这种专家之学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先生忧心斯文坠地，先著《中国学术通义》，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又著此书，就哲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传统学术及中西方学术思想相异处，主张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方能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是儒家的经典古籍，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钱穆先生所著《四书释义》分为《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大学中庸释义》三个部分，对“四书”作出阐释与发挥。其中《论》《孟》两书裁为要略，分门别类，提纲挈领，有助于读者把握两书要领；《学》《庸》则为其释义，备列全文，使学者体悟篇中宏旨。本书已经是经典著作，深受读者喜爱。

《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论证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的力作。其内容完成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地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之作。本书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而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书中处处可见能引起读者共鸣的精彩论断。

本书为作者于1931年所撰写之讲义，上自秦人一统之局，下至王莽之新政，为一尚未完编之断代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秉其一贯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史学要旨，秦汉两代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三者会通而观，明通变，知是非，指呈中国历史上这一巨变而辉煌时期的精要所在。诚如作者所言：“学者就吾所讲，退而循诵马班两史，庶有窥乎秦汉两代史迹之大概。即有精治马班原史，涉猎吾书，亦足供讨论钻研之一助。”作为钱先生壮年力作，新见迭出，议论畅达，体裁尤为创新。

本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材料选择不严谨、材料编排多重复等瑕疵，在司马迁之后的孔子研究中又存在诸如贪多无厌、审核不精等问题。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所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其间取舍从违，实不专为讨论孔子之一生，乃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一部人人必读书。

书中分别介绍了《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等重要史学必读书目。分别从各书版本区别、源流考证与阅读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讲解，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入门书籍。

《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初版于1930年。王阳明之学是明代理学的重镇。钱先生把王阳明置于整个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洗炼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其以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遗留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钱先生讲王学，提醒读者“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以求得王学之“真着精神处”，这是钱先生于王学的独特之处。这是钱穆一生中唯一专门研究王阳明的学术著作，完整地呈现了钱穆早年研究王阳明的学术成果，也是了解阳明学极简便的入门读本。

钱穆先生一生崇敬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几同宗教信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其特殊之成就，有其特殊之意义与价值，纵使一时受人轻蔑鄙视，但就人类生命全体之前途言，中国文化宜有其再现光辉与发扬之一日。读此书庶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悠久伟大，实有超乎一般想象之上者。

本书为钱穆先生探讨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的重要论著，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的养成史略。先生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奥朦胧的难点，特别是对儒家、道家的思想演变历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全面展现了一代国学宗师对中华文化深刻的哲学思考。在历史的思想路径中破解中华民族的信仰密码，本书将引领读者跟随钱穆先生一道，去追寻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出处。

钱穆先生为国学大家。本书将我国古代学术，按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略加阐发，使读者了解两千年来学术思想流传变迁的趋势，可使今人获知70年前学者对当时学术思想的一种看法，亦可作为一种资料阅读。

本书是钱穆先生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重磅论述，是一部洞彻儒家文化的思考精华。钱氏一生崇扬孔学，并倾力于《论语》和孔学的研究，精勤笃实。本书既是先生一生的学养缩影，亦是研究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学界标杆，全面展现了一代国学宗师对于“孔子与论语”这一对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概念的研究心得。解读圣贤，重温典范，钱穆先生将带领读者直抵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与归处。

本书系由钱穆先生讲述之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七题，经先生亲自修润而成。钱穆先生以渊博之史学涵养、敏锐之剖析能力，使读者得窥中国历史文化之堂奥。

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本书成书于1953年，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