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诗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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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杨黎:我活着就是为了超越语言(2)

在很早以前——在阅读维特根斯坦之前,他就开始探讨诗歌和语言的关系,他原来认为“语言即世界”,现在他否定——不,超越、具体、细节化地认定“语言先于世界”。而这还跟他的生死观直接相关,自从小时候知道要死开始,他就致力于超越生死——无论是练八卦、练太极、修真人还是信仰科学、立足正确的人生态度,现在杨黎认为解决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知道什么叫生死,它就是一个语言概念,要超越这个语言概念,超越它就超越了大限。大限就是本身,生与死、快乐与痛苦、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都是被语言说出来的一种物质。”超越的办法就是写诗,“我在做这个事,努力在做。”

匆匆看完杨黎在新二村的老家,我们打车来到瑞升广场附近,穿过一条浓阴遮天蔽日、名为“芳沁路”的巷子再往里走,我们来到一个叫“南亭叙”的咖啡厅,何小竹、石光华、吉木狼格等几位跟杨黎已经厮混几十年的朋友和诗友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随便喝喝茶、聊聊天、说说最近拍的电影和筹备的餐馆。在几个朋友先走之后,杨黎和诗人、导演吉木狼格下起围棋,这场棋用时半个下午,一共下了三盘,杨黎赢了两局。

那天晚上,吉木狼格带着杨黎和我跟几个诗歌圈外的朋友在附近吃饭,杨黎吃得少,话也很少,但是场面上该有的应酬还是会有。饭后,我们来到他经常光顾的一个叫做“小房子”的酒吧,坐在酒吧门前喝茶,旁边的栅栏外一群上了年岁的大妈们跳起广场舞,其间一个举止曼妙的时尚女子带着宠物狗从她们身边穿过时,狗拉了一堆粪便,双方产生一阵争执,最终以时尚女子把粪便包好丢到垃圾箱为止。之后,我和杨黎喝茶、抽烟、聊天,话题深远如长夜漫漫,从他的1962年开始,结束于诗歌、语言、性和生死。

夜里十二点过后,我们各自回家,杨黎打车到他住的宜必思酒店,我回位于茶店子的安泰安蓉酒店。在这个城市,现在,他属于无家可归;以前,他则是来历不明。坐在出租车后座上打量着成都子夜时分忽明忽暗的街头,我似乎比白天多理解了一点杨黎。

新二村:身世、操哥与书

林东林:生日对一个人当然非常重要,尤其是诗人。你是1962年在成都出生的?

杨黎:1962年。既然问到这个问题,我也很高兴多回答一点,事实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说。实际上这个问题让我很尴尬,我虽然现在说自己是1962年8月3号出生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和地点。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因为父母从小没有告诉我。关于我的出生,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我是私生子,有的说我是一个子女特别多的家里的又一个养不起的负担。而我妈老了以后,她在彻底老痴之前,曾经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我是山西的。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听清楚,她所说的究竟是山西的,还是陕西的。

我们那一代都很穷,但我家还可以。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外婆、母亲、父亲三个人挣钱,养我一个小孩,所以家里还算富有。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我是抱养的,那么多年我一直很害怕提到这件事。小时候谁一说到这件事我就很紧张,到了现在,特别是在我妈脑子病了之后,我也觉得我们家算是没人了,外婆死了,父亲死了,我妈也约等于死了,我觉得无所谓。不过我还有几个亲戚,我爸家这边的,他们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所以我对准确的出生日期并不知道。有一个大师给我算命,也是很好的朋友,算命要用具体出生时间看星座,我们是叫生辰八字,星座是看太阳命、月亮命什么的,具体哪个时候生的我就不知道了,也没问过父母,我一辈子都在回避这些事。

林东林:我第一次知道你是被抱养的,你到多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

杨黎:我很小就知道了。那时新二村还是一片平房,对面是农田,现在的街是一座立交桥,以前是一条石子路。我早晨起来经常过街解小便,有一次我早上到对面去,看见有三个人路过,有一男一女走到前面了,后面那个女的就围着我转,看了半天,问我你是杨黎吗?我说是,我很诧异。她就跟我说我是你妈,说了一通。后来她看见了我外婆,因为那里离我们家很近,我外婆在对面,她说你外婆很厉害的,我们说好了不相认的,我得赶紧走,她说你要记住(我是你妈妈),然后就走了。当时我就很怕,小便解完后就往回走。外婆站在门口盯着我问那个人是谁?我很天然很随意地撒了个谎,撒得相当到位,就说是个问路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但我也从来都不愿意去深究。

林东林:那个真是你的亲生母亲吗?把你一手养大的父母,对你有什么影响?

杨黎: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她说她是,不过也没法证实。但是有一点很明白,既然她能说出来,就证明她知道,只是我没有兴趣,关键是我从来就没有兴趣,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好奇,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我现在的母亲病了以后,我在成都陪了她两年,每天晚上煮点饭、弄点菜,跟她喝点酒,她喝得高兴时就会说些过去的事,但是她也没有说到我的出生时间地点。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对我个人来说,实际上父母并没有影响我,对我有点影响的是我外婆。她对我非常爱,这种爱就像现在看到的小皇帝受到的那种溺爱,就像现在的90后小孩,我那个时代就这样享受着。这是一种很深的爱,是超越血缘的,甚至还引起了我老师们的愤怒。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指着我外婆说“你这样是在害他,享福享早了13岁就要进敬老院”,就是用赌咒的方式告诫我外婆。在学校我也很难管,只要老师对我有点什么,斗胆想对我采取什么,我外婆马上就来了。对其他同学老师打就打,也没人管,我就有人保护。

我父母都是工人,很普通。我父亲是一个很善良老实的工人,充满了毛病,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有毛病。我妈没什么毛病,也没什么优点,就是不可能影响我的人生。

林东林:你在新二村出生长大,也在那生活了很多年,对新二村有什么记忆?

杨黎:我是在那长大的。我父母搬到新二村住了很久之后,到1962年我才出生,他们是1952年以前就搬了过去。记忆太多了,我在《向毛主席保证》里有很多描述。

比如我给你讲一个事情,那时候我们很小,还不构成法律责任,但我的确曾经是一个坏人,那时候有一群人都是坏人。我们家旁边是府南河,可以游泳,那里有一个地方叫牛滚荡,就是牛打个滚的地方。为什么叫牛滚荡?因为挖沙把那里挖得很深,就有比较长的一块地方水很深,很多人到那里游泳。有一天,有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那里游泳,衣服、裤子都放在河边。他们的衣物也很简单,但有一个东西构成了我们的兴趣,就是军用的皮钥匙链子。那时军用产品很吸引小孩,何况还是皮的,我们看他们游到牛滚荡去了,就想把钥匙链子占为己有,就开始抢了。

我们这边有两个体力最差的小孩,我就说“你们抱着东西就跑”,我们准备了一堆鹅卵石阻止他们,那两个人眼睛刮到这边后,就从河中间往这边游,我们就万石齐发朝着他们一阵猛打,打得他们往对面游,不敢往这边游了,等他们一跑上岸,我们就从这边跑走了。进入新二村这个地带后,现在这里都是楼房,以前全是平房,我们就消失了,各人回各人家,我从窗户里看到这两个人穿着红色泳裤,黑溜溜地跑到这边来。后来因为有人看见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找到学校,老师就挨个问,东西全部退给了人家。这其实属于抢劫,但我们太小了,无法承担责任,最后由家长和学校处置就完事了。

林东林:你说你们都是坏人,当时新二村的居住人员,大概是一种什么构成?

杨黎:主体都是穷人,穷人就是坏人。我们对旁边的铁路小区有仇恨情绪,觉得他们是富人,这种情绪是土生土长的,并不因为什么。那边是高楼,我们这边是平房,那边像巧克力,我们这边像荒草,那边吃的东西很多,我们这边没有吃的,就是贫穷对抗富裕,没有任何具体仇恨。如果有,只能用两个字解释,那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阶级”。

也不是我带着一帮小孩,我没那么牛逼。有时候刚好是几个学生约好遇到了,就去偷东西,从卖水果的那里偷点水果,最后甚至发展到摸包包。我在那一群人中属于不愁吃穿的,但我也借着他们的群体,因为都是土生土长在一起的,大家一起玩,你不能成为群体之外的人,你得混入这个群体,被孤立了是很惨的。很多犯罪的人也就这样莫须有的犯罪了,像我们这种情况也可能就成为犯罪,我同学里就这样成为犯罪者的也有。

林东林:像这样一群少年厮混在一起,应该很难分难解,后来你是怎么改变的?

杨黎:其实,我整个历史的改变是很简单的。可以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小学同学,没有小学的朋友,我生在新二村长在新二村,小学同学和朋友那么多,现在一个都没来往。

1975年有一天,我正在学校里读书,突然我爸就过来让我走,他跟我老师说了几句话,我背着书包就跟他走了。就到他们单位上去,他们单位在城中间,是一个做袜子的针织厂,我跟他去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一个刘老师,是个女的,长得也丑,一副很威严的样子,我爸就跟她说这是我儿子,从那天开始我就算转学了,转到成都市第十三中学,成都当时最好的中学。成都以前有四七九,但“文革”以后四七九就都很差了。

有几个指数代表十三中最牛逼,第一它是成都市高级干部子女集中的地方;第二它是成都市体校学生集中的地方,体校的人有文化课就在那上;第三它是成都市民兵力量最强大的学校,民兵是全副武装的。我转到十三中那天就和新二村一刀两断了,在十三中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很多朋友都是那时的同学,像王镜、铁蛋、魏国他们家庭都很好,王镜父亲是成都的高干高知,魏国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圈子。

林东林:当时能融进去那个圈子么?我知道那个圈子后来对你影响非常之大。

杨黎:我在新二村虽然很坏,但是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书。我家旁边有一个人,我叫他叔叔,实际上相当于兄弟关系,喊他叔叔是因为辈分,他比我大不到10岁,他哥哥跟我妈同龄,叫我妈叫姐。他在那看书,我就跟他一起玩,他经常给我讲故事,讲了一段时间觉得烦了,就把书让我自己看,半看得懂半看不懂,看了很多书,很多小说。

后来我到十三中,认识了魏国和王镜他们,魏国家的书就是“三言”“二拍”,王镜家的比如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书我是从他们家看到的,我们家没书,我父母只有一本他们藏在抽屉里的《妇科知识》,主要是讲妇科、生殖构造的。那时还有一个同学,他家是法院的,他天天跟着我,像小兄弟,我从小就喜欢带小兄弟。我没什么爱好,他就从家里拿了很多书贿赂我,他爸是法院管后勤的,仓库里有很多书。对我影响很深的是一本《西方现代心理学史》,我记得很清楚,第一章写的是冯特,很难看,把我吓住了,我想一个人一辈子写了几百本书,又不好看,人生怎么办?我就扔在旁边,旁边一个是大床。有一天晚上没有事做,我又把它抓过来,从尾巴开始看,刚好翻到“我梦见我穿了一身白色的裙纱,沿着旋转的木楼梯子往上边走,我一边走一边转头对后面的人说上来吧上来吧”,我就仔细看,结果就看见了弗洛伊德,那是在解梦,我就从头到尾通宵达旦把它看了。第二天我跟同学们讲力比多,他们觉得好新奇好牛逼。那是1950年上海出的一本书,“伟大的祖国”刚刚解放,还没来得及扼杀,就留下这么一本书。

写诗、远游与80年代

林东林:后来你开始写诗,不过不是现代诗,而是写古体诗。怎么会写古体诗?

杨黎:写作冲动是天然的,才华也是天然的,但一开始的形式是有所借鉴和模仿的。我觉得现代诗那么难看,看不进去,古体诗漂亮好看,比现代诗也写得好,就模仿写。

当时我那个小兄弟,给我拿了很多书,还有一本是《中国青年》,一本没头没尾的杂志,都已经被翻很长时间了,在中间有一篇文化批判,批判了“垮掉的一代”,骂他们,其中引用了金斯堡的一句诗,那是我最早读到的现代诗,“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当时我觉得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屌,我看不懂,但是潜伏在身体里面了。到了1978年,我写了第一首现代诗。当时是有一股少年的忧伤,看到分手几个月的同学,感觉恍如隔世,实际上也是一种小情绪,但是感觉很忧伤。那个同学是一个小高干的儿子,他倒了一杯洋酒,我觉得好牛逼。我问他喝的是什么?他说是威士忌。回家以后,我就写了第一首现代诗《哦,威士忌》。当时也想用古体诗来写,但“威士忌”三个字总安排不好,这时我就想了金斯堡的那一句“我看见我三条腿在走路”,我觉得应该用白话语写。

林东林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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