蛾子纷落的时刻:诺拉·尼高纳尔诗选

第2章 译序:一根歌唱的骨头:诺拉·尼高纳尔

诺拉·尼高纳尔(Nuala NDhomhnaill)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爱尔兰语诗人,她著有多部诗集、散文集,屡获国际诗歌奖项,并曾担任国家诗歌教授(2001—2004)及首任爱尔兰语诗歌教授。她的诗歌常被选入爱尔兰高考题目,并被翻译成包括德语、波兰语和日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她的创作手稿由波士顿学院伯恩斯图书馆珍藏。

“爱尔兰语诗人”这个称谓对于汉语读者而言可能还相当陌生。尼高纳尔在爱尔兰本国得到的赞誉和推崇,跟她坚持使用爱尔兰语写作,并且将爱尔兰语诗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是密不可分的。然而爱尔兰诗歌和爱尔兰语诗歌有什么区别?爱尔兰语文学出自怎样的一种传统?要理解尼高纳尔的诗歌,必须先把握两方面的背景,一是爱尔兰语的历史和处境,二是尼高纳尔自己的人生经历。

爱尔兰语作为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其生存境况其实并不乐观。尽管一百多万人声称自己对爱尔兰语有各种程度的掌握,但能够完全流利使用并以其作为日常交际用语的人口可能只有两三万,还集中在偏远的几处所谓“盖尔语区”(Gaeltacht)。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英语都是首要的通用语言,不管爱尔兰语再地道,在社会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娱乐休闲的时候,都很难避免使用英语。相比之下,爱尔兰语的学校、媒体和文学更是少得可怜,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政府公文法律被翻译成爱尔兰语,然后就束之高阁。更有甚者,道路和公共设施的标识牌上,常写着正确的英语和错误的爱尔兰语。如此种种,爱尔兰语经常被拿来当作强势的英语侵蚀取代民族语言的范例。

爱尔兰语属于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虽然跟英语在五千年前同属一个祖先,但现在跟英语的区别,就跟俄语和英语的区别一样大。凯尔特人曾经叱咤欧洲,奥地利、法国、不列颠和爱尔兰都一度是凯尔特语言的天下。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大陆和不列颠南部的诸多民族,却从未踏足爱尔兰,由此爱尔兰无论在社会组织、语言文化,还是农业、军事上,都走上了一条与西欧大部分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公元5世纪后基督教的传入和书写的普及使得爱尔兰进入了文化的黄金时期,被誉为知识的灯塔,培育出大批僧侣到欧洲各地传教讲学和开办修院。同时,爱尔兰的知识阶层创作了海量的文本,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用爱尔兰语书写的。这些文本包罗万象,既有传统的经书和解经学,又有迷人的传奇故事和诗歌,还包括法律、医学、历法、家谱等等。爱尔兰中世纪文化大爆炸留下的成果足以傲视全欧。举例说,单只一部基于《圣经》故事的韵诗,其长度就超过了所有古英语诗歌的总和。虽经过数百年的流传而残缺不全,爱尔兰本土法律现存的篇幅比中世纪整个西欧颁布过的成文法加起来还要多。

9世纪的维京骚扰,12世纪的诺曼英国入侵,都没能阻碍爱尔兰语文化继续繁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3世纪后发展至高度成熟的爱尔兰语诗歌。这种所谓的“严艺”(Dn Dreach)诗歌有着极其复杂的格律要求,以至于每一行内每一个带重音的词都必须按照规则跟另外的词押头韵、尾韵或辅音韵,在意象、主题和辞藻上都有完善的评判标准。这种带着枷锁舞蹈的艺术不仅受到爱尔兰贵族的钟情和赞助,还风行于维京和诺曼英国后裔的贵族中间。经过漫长而严格训练能够创作“严艺”诗歌的诗人在中世纪晚期的爱尔兰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特权,得到贵族的尊敬和供养。从13世纪后流传至今的韵诗大约有三千首,然而大部分诗属于口头创作,不曾被记录下来,手稿也绝大部分佚失。按此估计,说1200—1700年五百年间约有三十万首完善的诗歌被创作出来,是毫不夸张的数字。全唐凡三百年,人口数千万,传世诗约五万首,按比例而言,数目尚不如当时爱尔兰一百万人口产生的诗歌。

然而发达的爱尔兰语诗歌传统并没有被现代的诗人直接继承。英国殖民统治的隔离政策使得爱尔兰长期游离于欧洲的整体历史进程之外,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一波波新思想的熏陶和冲击。直到17世纪,爱尔兰由本土盖尔贵族统治的地区在政治、技术和文化上跟四百年前几无区别。爱尔兰语文学在这种人为的“漫长的中世纪”中固然不受打扰,保持原始面貌,但也错过了吸收外来营养进行革新和丰富自身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样的“处女地”是非常脆弱的:缺乏对话的诗歌难以得到外人倾听。一旦诗人依附的本土贵族被铲除,诗歌传统就失去了存在地位。当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厌烦了爱尔兰贵族的反复,出兵没收他们的土地时,诗人便失去了庇护人和鉴赏者,他们突然发现跟斯宾塞和莫里哀相比,自己跟新社会如此格格不入,没受过现代教育,没能把握欧洲的风潮,没有成熟的出版产业和足够的识字人口支持独立文学创作。于是在本土贵族阶层式微后,爱尔兰语文学迅速消亡。

到19世纪,爱尔兰悠久的文学传统几乎只剩下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历史和传说;即使只是这些,其数量和质量仍相当可观。没有了知识精英的主持和引导,爱尔兰语文学像野花一样盛开在田边地头、天涯海角,在现代化的诱惑和压力下每过一代,就流失一分。从1820年到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独立,英语的同化、政府的歧视政策,加上大饥荒带来的死亡和移民,使得讲爱尔兰语的人口从全国人口的一半锐减到不足一成。爱尔兰小小岛国,文豪辈出,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叶芝、萧伯纳、贝克特和希尼四位,还有王尔德、乔伊斯和托宾等蜚声国际的作家。尽管他们常常(声称)从古代爱尔兰语故事和诗歌中汲取灵感,却都不是用爱尔兰语创作,在写作传统上也被归为所谓的盎格鲁—爱尔兰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以爱尔兰语写作的优秀作家,像帕特里克·奥康奈尔(Pdraic Conaire)、马丁·奥凯恩(M Cadhain)、弗兰·奥布赖恩(Flann O’Brien)以及尼高纳尔本人,往往不被国外读者所知。

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府把爱尔兰语奉为国语,把残存的盖尔区生活方式和口头传统视作民族精神的寄魂所捧上圣坛,殊不知这种浪漫化的形象既阻碍了普遍贫困的盖尔区的发展,又使得区外的民众将爱尔兰语等同于落后和愚昧的往昔艰辛生活而避之不及。叶芝这位最广为中国读者热爱的爱尔兰诗人在此中是重要推手。他本人用英语写作,出身于新教徒的城市新贵阶级,却常常歌颂神秘、简单而自足的“爱尔兰精神”。尼高纳尔针对叶芝著名的文学形象,被当作爱尔兰民族象征的凯特琳·尼胡里痕写过一首诗(《凯特琳》),把她重新塑造为抱紧过去不放的陈腐老妪:

她总是喋喋不休讲那些陈年往事

一边踩着沾满露水的高跟鞋

在周日早上砰砰骚扰乡里。

数十年来,古板的语言政策强制学校教授爱尔兰语,却没有为学生提供任何在现实里而非民族主义梦幻中值得学习的理由。同时,对盖尔语区的保护和扶助常常带有让其成为传统“活化石”的意味。尼高纳尔清楚地认识到这对于盖尔区的文学遗产无异于再次创造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的温室,最终导向爱尔兰语文学的脆弱灭亡。她在《人鱼和传染病》里表达了担忧:

当今的流行病学家

称他们为“处女地人群”。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的理解

是遭受了精灵的诅咒。

上岸的人鱼族暴露在从未接触过的种种疾病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而更可悲的是人们在观念上完全没有准备好迎接转变。如果爱尔兰语文化继续被当作与现实无关的“活化石”隔离在展柜里,那么迟早要面对这种命运。

尼高纳尔一直身体力行地创作与爱尔兰之外的传统对话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诗歌,正是为了挽救她心爱的母语。她的诗题材多样,既取材于古代文学和乡间生活(《库呼兰之二》《李尔的孩子们之死》《窄路》),又有个人的情感和经历(《黑王子》《僧侣》《在异乡流产》),还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我们有罪了,姐妹们》《骨头》)和国际视野的现实关怀(《卡宾梯利即景》《黑暗》),极大地改善了此前爱尔兰语诗歌聚焦于本地和传统的短浅目光。她的语言充满了表达张力,大量使用谚语、习语和民谣式的元音、辅音和韵,与学校教授的干巴枯燥、一板一眼的“复活版爱尔兰语”构成鲜明对比。有批评者反对她在爱尔兰语行文中夹杂英语或其他语言的单词,认为这样破坏了爱尔兰语的纯洁,然而仔细想来,英语诗中,又何尝不是常常夹带法语、德语、拉丁语的词汇呢?一种语言的活力恰恰在于它吸收和融合其他语言的能力,鼓吹“纯粹、典范”的爱尔兰语,不过是把爱尔兰语当作民族文化僵尸的又一表现罢了。至少从我作为爱尔兰语学习者的感受来看,尼高纳尔的爱尔兰语是我读过最有活力、最具韵律的之一,她实实在在地让这具“僵尸”坐起来,大胆地开始跟各种试图将她盖棺定论的人顶嘴。

要同时从内外两个角度去理解和批判盖尔区的传统文化,没有比尼高纳尔更理想的人选了。诺拉·尼高纳尔于1952年出生在英国兰卡舍郡一个煤矿小镇上,父母都是医生。她的母亲艾琳来自爱尔兰西部凯里郡盖尔区,属于当地第一批能读上中学的女孩。艾琳家世代都是佃农,她的父母殷切期待着孩子们除却在田间劳作或者移民美国做苦工的命运外,还能有更体面的选择:“好好念书,脚上就不用沾满牛屎”,她父亲如是说。教育在当地意味着讲英语,进城出国,斩断一切跟贫困家乡的联系。艾琳非常争气,一直念上了医学院,在英国开办了自己的诊所,成功地摆脱了盖尔区的出身。视爱尔兰语为贫贱落后的想法在艾琳心里挥之不去,以至于尼高纳尔第一次发表爱尔兰语诗歌时兴奋地向母亲报喜,艾琳却担忧她干这等“没前途”的事情。艾琳(和其他同时代人)对自我语言之根的否定,反映在《人鱼与敏感词》里:

别跟她提“水”这个词

或者任何跟海有关的字眼:

……

她唯一的噩梦就是

回忆起

上岸获得重生之前

的水下生活。

尼高纳尔的父亲也来自凯里,在兰卡舍郡的医院工作。他并不像妻子那样在工作中得到尊敬和快乐。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仍然充满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他的同事尤其爱拿他开涮排挤。于是当爱尔兰中部涅纳赫镇招聘外科医师时,他(没有过多考虑妻子儿女的感受)便踊跃申请。

艾琳果不其然极力反对,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爱尔兰仍禁止已婚妇女工作。天主教在与信奉新教为主的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变成了民族的象征,独立后的爱尔兰自然常年被天主教会的阴影笼罩,不仅教育几乎全为教会一手把持,在政策上也倾向建设一个“传统、虔诚”的社会:极端强调家庭责任和性别分工,歌颂纪律与妇德,禁止堕胎、离婚和各种“出格”的举动。教会认为为了儿童的福祉,已婚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多多生育,相夫教子,因此政府立法规定已婚妇女不得担任公职,这一法令直到1977年才取消。上行下效,各行各业也都几乎不再雇佣已婚妇女,谁要是结了婚还出来工作,就难免被人指指点点,说她不负责任、自私、漠视孩子。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艾琳很难接受职业生涯的突然结束,更何况她曾经费那么大劲,就是为了逃离充满桎梏和不平等的爱尔兰。

可是她拗不过丈夫。1957年他们搬回爱尔兰,在安家的忙乱中,年仅五岁的尼高纳尔被送往凯里乡下的姨妈家寄养一年。这段经历是尼高纳尔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让她从此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姨妈家处在盖尔区的丁格尔半岛,彼时尚未通水电,过的恰是那种浸淫于深厚传统的田园生活。小诺拉很快就掌握了爱尔兰语,跟大家打成一片。她尤其喜欢听乡里的长者讲故事。爱尔兰千年的文学积淀在这些农民嘴里被演绎成一幕幕生动跌宕的传奇,他们对本地地理风情的熟稔无人能及。地名传奇(Dindsheanchas)是他们最喜欢讲述的题材。爱尔兰的每一片树林,每一条溪流,每一处山谷,甚至每一块大石头的名字,在民间记忆中都有着曲折的背景故事:“魔里汗的炊锅”是夺牛英雄征途上遇见战争女神的地方,“鲑跃滩”是具有预言能力的鲑鱼和雄鹿展开厮杀之处,“克鲁汉”是来自彼岸世界的猪群鱼涌而出糟蹋爱尔兰大地的石器时代墓葬,等等。在长诗《屯湖》中,尼高纳尔带着家人登山,一路给他们讲述每处景色的地名传奇:

一道激流从半空悬下,幼年的奥斯卡

曾在旁边一块石板下躲藏,

不愿听群殴喧哗,可他还是忍不住

纵身断喝:“俺也来凑个热闹!”

而在《拉比示答》中,地名的词源(“丝绸床”)被演绎成了一幕神秘而热烈的情爱:

我愿为你铺一张床

在拉比示答

高草深处

众树扭结荫蔽

而你的肌肤

沉于黑暗,将如

丝绸拂过丝绸,在

蛾子纷落的时刻

丁格尔乡间最受欢迎的传奇莫过于库瓦尔之子芬(Finn mac Cumhail)和他周围聚集的菲拿好汉(Fianna)纵横全岛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早在9世纪就已经在爱尔兰流传。10世纪的《地名传奇》(Dindsheanchas)和12世纪的《智者对话录》(Agallamh na Seanórach)两部长篇故事里收录了不少芬的篇章,而20世纪50年代丁格尔出名的故事歌手脑海里储藏的故事数量也丝毫不逊色。一位叫杰克西的农夫是尼高纳尔崇拜的对象。他记得的各种民谣、传奇、谚语和掌故足以充实一座图书馆。尼高纳尔自己的姨丈汤马斯也是一座知识宝库。她上中学后一次回乡探亲,给他带了一本学者记述本地风物的《神秘的西凯里郡》。汤马斯看完后说:“这书不错,跟我记得的东西差不离。不过他也就讲了过去两百年,我可以给你讲这儿四百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汤马斯的形象和言语多次出现在尼高纳尔的诗中,例如《不寻常的承认》,他丢下一个关于人鱼存在的线团,任由年轻的尼高纳尔去拆解。她(像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正沉迷于新科学的强大力量,而汤马斯在历数鱼类的爱尔兰语名字时告诉她:

“地上每一种动物,”他说,

“在海里都有对应。猫啦,狗啦,牛和猪——

那里全都有。

甚至人嘛,海里也是有的。

我们管他们叫人鱼。”

无疑,不止地名,甚至鱼类的名字(“狗鲨”“白点猫”),都能从汤马斯的记忆里钩沉出一大串传说和见闻,包括渔民们只在私下口耳相传的与人鱼的遭遇。这个世界对年轻的尼高纳尔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不知道具体内容,却被其幽冥深远震撼。她几乎要陷进那个深渊,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找回科学提供的坚实立场,“打算拿/化学、物理和深海探测的最新成果/灌满他的耳朵”,汤马斯却已经走开,“把我扔在两重水间/沉浮挣扎。”

“两重水间”(idir dáuisce)的意象同样脱胎于古代爱尔兰传说,一为此世,一为彼世。彼世并不是基督教里说的死后天堂地狱,而是和人世平行存在的,一处时间流逝跟人世殊异的所在,传说中的生物,像人鱼、精灵等等都居住其中。两个世界互有交集,渔民们目睹海上出现伊甸园般的岛屿幻影,圣布伦丹曾航行到不死之地,每年万圣节精灵居住的仙丘会打开大门让他们一夜驰骋人间。汤马斯的观念里,人世和彼世相通共存,人和人鱼、精灵一同生活在传说经纬交织起来的意义之网中,每一处地貌,每一个事件都能在本地历史的坐标里得到安放。而尼高纳尔在学校学习的新知识将这两个世界无情地割裂开来,放逐一切不能得到客观测量证实的“不存在之物”到潜意识的黑暗角落。

尼高纳尔作为一个闯入到传统生活中又走出来的人,一生都在这两重水间沉浮挣扎。精灵的身影甚至跟随她来到都柏林的闹市,拿着Black&Decker牌的电锯砍倒门前花园的树(《树》);把年轻女孩引入深海溺死的红帽子,仍然不时出现在她眼角的余光里(《窄巷》)。一年在姨妈家,以及之后的多次重返逗留,丁格尔半岛的人们不只与她血脉相连,更成为她最深的身份认同;汤马斯的世界对她而言不再是像都柏林的官僚们推销的,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的“爱尔兰魂”水晶球,而已经变成感知和思考世界的一种眼光。

在尼高纳尔从传统中找到自己声音的同时,她的母亲却在失去自己的声音。被禁锢在小镇上做家庭妇女一段时间后,她想去法国为朝圣者做志愿医疗服务,于是前往政府部门申请护照,却被告知必须提交丈夫的亲笔许可才能签发护照。这对于习惯了独立自主、一度事业有成的艾琳来说无异于巨大的羞辱。她日渐消沉,把无法抒发的愤懑转移成对女儿管束的严厉。尼高纳尔的《母亲》一诗形象地写出了她母亲以至于一整代爱尔兰妇女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压抑,以及这种压抑如何转化成对下一代的专横独断:

你会带着中世纪式的表情

宣告我死亡

在我的医学报告上

写下如下字样:

忘恩负义,精神错乱。

尼高纳尔离家去上寄宿学校也没有带来好转。由于国家贫穷,90%以上的学校都由天主教会开办,修士修女主持。人们把教会称作母亲,而教会也就在儿童的教育上扮演了同样专横独断的角色。女子学校里实行极严格的修道院式管理,没有隐私,不许挑战权威,动辄体罚羞辱学生,以期待她们长成温顺、虔诚、单纯的下一代贤妻良母。尼高纳尔回忆道:“阿格涅斯修女在每一个胆敢让裙子短过膝盖的七岁女孩衣服上缝上代表耻辱的棕纸条,保禄修女会扇耳光,六年级的彼得修女有一个磨得光滑的板条,打起来像蜂蜇一样疼……”(《散文集》130页)。这几乎是老一辈爱尔兰人共同的灰色记忆。她在《黑王子》里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她正处于性觉醒的朦胧阶段,一晚在集体宿舍的通铺上梦见自己与一位英俊的“黑王子”翩翩起舞,正在此时起床早祷的时刻到了:

可是宿舍的门突然砰地撞开

脸盆响成一片,灯火刺目

肥胖的舍监冲进来高喊“赞颂耶稣!”

我颓然坐倒在凌乱的床单

为我的黑王子低声啜泣。

黑王子既迷人又致命。他是带来濒死高潮体验的性的化身。他是死亡也是生命。在尼高纳尔的诗歌中性和死亡往往共存在一个形象身上,例如著名的《海马》。民间故事里说海底住着成精的骏马,会化作英俊男子上岸勾引姑娘,带她到海边玩耍,趁其不备把她淹死。《海马》就是以一位遭遇了海马的少女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诗,她在山崖上放牛,却不安分传统生活,沉迷于阅读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海马化作男子与她共眠,她却偶然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告诉家里人后,乡民们纠集起来猎捕海马。结局没有明说,我们可以推测他已被乡民剿杀。就像黑王子,海马深不可测的食欲/性欲让少女感到恐惧又痴迷:

后来,有人说,她差一点儿——

真的好险——一步不慎

做错什么,就会被他吃掉,

囫囵整个,连皮带骨,还在挣扎的。

……

她忆起他斜睨双眼的

淡绿光彩,盯着她

充满渴望,简单、干净、蓬勃

如同纯粹的饥饿。

尼高纳尔考上了科克大学,专修英语文学和爱尔兰语。家人对她的期望是学完找个秘书或公务员的工作,嫁个体面人家。可是不安分的她又闯祸了。她跟土耳其地质学生多安·列夫列夫坠入爱河。

家里听到这个消息立马炸开了锅:列夫列夫不仅是外国人,还是穆斯林!尼高纳尔的天主教家庭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们哀求、恐吓、折磨她,当列夫列夫毕业时,为了防止她私奔,尼高纳尔的家人特地到法庭申请了禁足令。一位十九岁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由家长和法院决定出于“保护儿童”“有伤风化”的理由,软禁在国内的。她写道(《美人鱼》):

一切看起来都糟透了

不可能变得更坏。

可是我听见盖世太保式的腔调说

“我们总有办法叫你开口”

心碎的尼高纳尔除了跟心上人鸿雁传情外,只能寄托于诗歌。科克大学其时有老一辈诗人肖恩·奥利尔丹(Sen Rordin)和约翰·蒙塔格(John Montague)坐镇,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聚集在他们周围,以一份文学刊物为阵地,形成了所谓“Innti派”。她开始发表诗歌,起初用英语,但很快就发现只有爱尔兰语才能自由书写她的心灵。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和爱尔兰诗人玛丽·麦克恩锡(Mire Mac an tSaoi)点燃了她的诗歌火花,盖尔区的记忆开始为她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取材于古代神话的“莫尔”(Mr)组诗和一些短作品。

二十一岁,法律上尼高纳尔终于成年,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一完成学业便迫不及待地逃离爱尔兰,飞到荷兰与列夫列夫团聚,之后七年不曾归家。这次流亡是尼高纳尔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她愈加坚定地运用诗歌为自己、为女性,也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权利。

两年多后她怀孕了,跟着丈夫取道德国、南斯拉夫,辗转坐火车前往土耳其。尼高纳尔在土耳其住了五年,学了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婆家人对她格外热情,并没有因为她是“异教徒”而生分;相反,他们总是好奇地向她打听她的故土,并教会她无数安纳托利亚民间的谚语和习俗。尼高纳尔敏感的诗性开始复苏,察觉到安静缓慢的安纳托利亚乡间生活跟盖尔区虽然地域相距遥远,宗教截然不同,但两地的人民却同样在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如鱼得水地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她得以完全摆脱英语的影响,从一个全新的文化背景出发重新审视爱尔兰的传统文化;由于英语的国际强势地位,爱尔兰语作家要找到这样的语言避风港殊为不易。尼高纳尔非常幸运地可以专注于用爱尔兰语思考,不必每时每刻与统治爱尔兰八百年的英语争夺话语权。此外,20世纪70年代的土耳其正处在频繁军事政变的动荡中,世俗化和宗教保守势力的拉锯战对出身于浓厚宗教氛围的尼高纳尔非常有启迪意义。在生育两个子女的辛劳间隙,她写下了在爱尔兰脍炙人口的《父亲》《母亲》《拉比示答》《哺育》等诗。

但是,她总感觉脱离了故土的滋养,自己的诗歌语言变成了无源之水。离家七年后,她作为一位成熟的女性、诗人和母亲,借助一项写作基金的支持,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又回到了爱尔兰。

尼高纳尔重访故土的最大收获是造访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民俗档案库。位于爱尔兰语与民俗学系办公楼的档案库收藏了自19世纪以来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爱尔兰各地搜集的文字、语音和录像档案,包括数以十万计的访谈、爱尔兰语的发音标本、民间故事和盖尔区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尼高纳尔原本只是想从中寻找灵感,谁知她刚翻开丁格尔半岛的橱柜,就看见了她熟悉的乡民们提供的记录,有杰克西讲故事的录音蜡筒,甚至她素未谋面的曾祖父叙述的传说,都被民俗学家完好地记录在泛黄的抄本上。那一个个名字,很多曾给予她智识与欢乐,而现今大多已成一掊黄土。直到此刻尼高纳尔才意识到原来伴随她长大的这些人物和故事是属于曾经遍布爱尔兰的深厚传统的一部分。她从此有意地系统阅读对习俗和民间故事的研究,拓宽加深对幼年时听闻的传说的理解,同时注意与世界各地相似故事的对比。《破娃娃》《花姬》、组诗《航行》都是这段研究经历产生的佳作,将个人情感天衣无缝地化入从故事中走出来的角色,在自我、现实和多个文学传统间建立起如镜中迷宫般的无尽互文。

《破娃娃》可作为一则解读范例。诗中描写的一只破娃娃被孩子不慎抛入井底的故事,来自尼高纳尔一次郊游的真实所见。在爱尔兰有多处跟异教信仰和基督教圣徒都紧密联系的圣井,人们向其祈祷奉献,以保平安。幽深的井充盈着甜水,本是女性的象征,她却被禁锢在自己的性里。看完前文的读者应该明白尼高纳尔讲述的是女性在一个不平等社会中面临的普遍困境。诗中数次援引跟井有关的民间传说:孩子夜访圣井,被精灵的箭射中耳朵大病一场;榛果落入井中被鲑鱼吞吃,食用那条鲑鱼的人会获得预言能力;苏利文家徽章上的知更鸟用尾羽点过的井水变成蜜和血,是要发生大战的预兆。结尾“井底的奥菲莉娅”是尼高纳尔喜爱的一则比喻(亦出现于《黑王子》)。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莉娅溺死在柳树下的溪里,而尼高纳尔的奥菲莉娅则落入无人倾听、无人发现的井底。尼高纳尔的母亲和她自己都一度生活在这种看似被家人环绕,实际却幽闭窒息的精神境地。奥菲莉娅/破娃娃从“每一处泳池,每一个水塘”紧盯着她。

尼高纳尔成熟期的作品极其擅长营造叙事氛围,完全将深厚的民间叙事传统化为己用;她的用词富于音韵美,节奏流畅,结构精巧,而且总能在最后突然达到戏剧性的转折或高潮。像《破娃娃》结尾行只有一个单词“奥菲莉娅”,却一下贯通了整诗的意象,实为点睛之笔。《卡宾梯利即景》以平淡、轻松的笔调描述了都柏林郊区傍晚的温馨生活景象,结尾却峰回路转,引出犀利的批判:

一家其乐融融,依偎在电视前

新闻正播报导弹和炸弹落在

巴格达、特拉维夫和宰赫兰

同样的郊区。

借1981年的《黑李刺》(An Dealg Droighin)和1984年的《奇草》(Féar Suaithinseach)两部诗集,她奠定了自己作为爱尔兰语诗坛领军人物的地位。此后她还出版了《节庆》(Feis,1991)及《争论许可》(Cead Aighnis,1999)两部诗集。

除少数少年时期的习作外,尼高纳尔坚持只用爱尔兰语创作诗歌。这在为她赢得声名的同时也带来非议,毕竟爱尔兰语已经被深度政治化了。她回忆起一次与记者不愉快的遭遇,对方进门就径直问道:“诺拉,你只用爱尔兰语写作,你是法西斯主义者吗?”时隔多年,尼高纳尔仍然记得那一刻的震惊。与之可比拟的是另一次她去参加沙龙,主人介绍她诗歌里性与死亡的主题后,有位女士提问道:“爱尔兰语有‘性’这个词吗?”

尽管震惊,尼高纳尔深深明白在官方话语里爱尔兰语怎样变成了民族纯正血统的同义词,而在普通人眼里它又是怎样的贫乏过时,只配讲讲渔民的迷信故事。她一再强调她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对爱尔兰语的坚持纯粹出自于她对故土和亲人的热爱。在她看来,每一种语言都顽强地扎根于一方水土,爱尔兰语尤其借由丰厚的“地名传统”而跟爱尔兰的一草一木息息相关。唯有通过爱尔兰语,爱尔兰的地名才能显现出其意义,Kildare不是“基达尔”,而是圣女布里吉特修行的“橡林间的圣堂”;Dunleary不是“顿莱利”,而是爱尔兰最后一位异教国王由此出发去劫掠不列颠和法国海岸的“牛犊般无畏的领主之堡”,他要求自己按祖先的方式直立面朝敌人下葬,以保持武士的尊严。尼高纳尔放声歌颂她生长于斯的美丽语言传统,并不是在鼓吹爱尔兰语的本质性和优越性,要每个爱尔兰人将其视作自己身份的唯一认同;相反,尼高纳尔非常反感那些因为自己爱尔兰语讲得好,就拿出来炫耀,甚至在别人没能掌握这种语言时还坚持要用爱尔兰语对话的人。语言归根到底是私人的事情。尼高纳尔在她的代表作《语言问题》中,就阐明了自己的态度。诗中她“置希望于语言的小舟/任它顺流而下”,就像《圣经》里摩西的母亲将孩子放入蒲草篮,放在尼罗河的苇丛里,希望他能逃过法老屠婴的大劫。她企盼爱尔兰语在漂流中能像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拯救,振兴再起,但不应由强制教育或任何形式的人为干预实现。

因此,不像多数激烈抗争“英语霸权”的爱尔兰语诗人,尼高纳尔对爱尔兰出色的英语文学传统并无任何微词。在她看来爱尔兰语或英语不过是个人选择罢了。她也是最早大量将自己的爱尔兰语诗以英译本形式出版的诗人之一,她只有两点坚持:一是译作的高质量,二是排版要爱英双开对照。事实上,为她赢得最多读者和国际声誉的反而是这些译诗集,计有《诗选》[Rogha Dánta/Selcted Poems,1986,麦克尔·哈尔涅特(Michael Hartnett译],《法老的女儿》(Pharaoh's Daughter,1990,多译者),《阿斯特拉罕斗篷》[The Astrakhan Cloak,1992,保罗·默顿(Paul Muldoon)译],《海马》[The Water Horse:Poems in Irish,1999,梅芙·麦谷坚(Medbh McGuckian)与艾琳·尼胡里(EilanN Chuilleanin)合译]以及《五十分钟人鱼》(The Fifty Minute Mermaid,2007,保罗·默顿译)。这些诗集通常都选自不同时代的作品,其翻译风格也相当不一。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保罗·默顿的翻译。默顿本身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对爱尔兰语相当精通,他的翻译常带入强烈的个人风格,大量使用美国俚语,有时甚至加入原诗里没有的内容。但默顿的翻译也充满颇具原文神韵的神来之笔,例如《海椰子》的最后两行,原文为:

D’imigh na crainn tharainn de thruist láidir

go tulcanta talcanta talantur.

默顿的英译尽管在语义上有所偏离,却很大程度上重现了原文极具动感的多重和韵(complex alliteration):

as the trees went jumbering past

with their judders and jolts and jostles.

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贯穿尼高纳尔诗歌创作的始终,与一批较早的爱尔兰语男诗人形成鲜明对比。以马丁·奥季让(Mirtn Drein)为例,他被视作爱尔兰语诗歌现代化的奠基者。奥季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传统爱尔兰生活消亡的感伤,尤其怀念他出生的西海岸阿兰群岛。在他笔下,传统、静谧、井然有序的古老生活模式俨然成为想象爱尔兰民族性的模板,而这种生活在陌生、淡漠、平庸的城市化浪潮面前毫无抵抗之力,逐渐退居为记忆中“回不去的故乡”。奥季让视父辈们挥舞长桨与风浪搏击的气概如同古典英雄,而城市生活和文案工作只能培养出不懂得这种气概的“太监”。从他的《女人的秘密》看来,他未必没有认为传统秩序把妇女放在了她们应当处的位置(室内)上,而现代生活则消损了妇女的“美德”。与之相对,尼高纳尔早期的《我们有罪了,姐妹们》和《骨头》都是立场鲜明的檄文。在《骨头》里,她描述自己为一根“赤裸、雪白”的骨头,尽管被雕琢为一个女人,与亚当结合,经历了伊甸园和流放,但她不多不少,仍是一根骄傲的骨头。她甚至直接辛辣地讽刺在女权问题上最为顽固保守的天主教会(《我们有罪了,姐妹们》):

我们不懂一点侍女之道

除却天堂里那位的名头。

“侍女”,原文maighdean,既意为侍候人的“侍女”,又可指“少女、处女”,在基督教语境里延伸指童贞女圣母玛利亚,也就是这里说的“天堂里那位”。在自由的女性看来,就算是圣母玛利亚,也不过是为男人做牛做马,煮茶补袜子的奴婢罢了。

从她自身的经历,尼高纳尔领悟到女性坚强健康的自我离不开母女之间的良好关系。除了《母亲》这样批判性的作品外,尼高纳尔还写过不少描述自己与子女亲密关系的诗。《给梅丽莎的诗》写得极其温柔。她反复地用(温柔、细腻)作一阙的结尾铺垫气氛,而到了最后一句,同样两个词却意义突变——不再是温柔,而是孩子长大后不可避免地被命运的磨盘碾压成“细末”,为此,母亲愿意以身挡在磨盘之间。这首诗堪称爱尔兰语文学的经典,无怪乎好几次出现在高考试卷上,尽管这给梅丽莎本人造成了一定困扰——她认识新朋友的时候,经常被问到:“你不会就是那个梅丽莎吧?”

长期以来对女性的物化在男性主导的爱尔兰社会意识形态中流毒甚广,其中一种反映就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贞洁不可侵犯的圣女,要么就是淫荡的娼妇;她的性从不自主,要么等待男性拯救不被侵犯,要么任由男性侵犯。古代神话中就已经有“主权女神”的形象,往往在静静等候真命天子与她同眠,他占有她的性的同时,也就得到了土地和权力。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中一直把爱尔兰比喻成饱受外族蹂躏的少女,需要英雄拯救,上文提到的叶芝笔下的凯特琳·尼胡里痕也不能脱出窠臼。尼高纳尔反感这种任人摆布的女性被动形象,于是写下《岛屿》一诗,反其道而行之,将爱尔兰比作男性胴体。在《僧侣》中,她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你认得我/有时我是夏娃/有时是毒蛇。”女性不再需要背负引诱亚当“堕落”的罪孽,“我每日浮现/并非为了折磨你/而是要让你沉溺于/爱与智慧的闪光。”即使是夏娃本人,她吃下智慧之果,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她理应拥有的权利(《骨头》):

为了我的儿女

我卖掉了生来的权利

我用一个苹果

交换最原初的欲望

而我

仍是一根骨头。

大胆地说出性,追求性,声明自己是自己的性的主人并且从中得到快乐,才是通往女性解放的通途。尼高纳尔众多描写情爱的诗都有令人震聋发聩的力量。例如以自然现象作喻的《香农河的欢迎词》,将男性生殖器比喻成奋勇逆流而上的“二十磅纯粹力量”的鲑鱼,而她自己则是“湿滑,密布海藻”的渔网,“净苔掩蔽的巢穴”。《人鱼重生》则把性高潮的经验比作重生,视为打破社会和家庭强加给女性的幽闭的有力工具。

本书收录的尼高纳尔的诗歌选自她出版过的全部诗集中最具艺术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大致按创作年代和相近主题排列,例外为最后一首《语言问题》。尼高纳尔认为这首诗凝聚了她最重要的思想,在与译者洽谈时,也要求必须收录这一首诗。为此将其置于压轴位置,并且附上爱尔兰语原文。限于篇幅,其余诗作并未附爱尔兰语原文,这是汉译本与此前数个英译本最大的不同之处。

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尼高纳尔本人的大力支持,她在不厌其烦为译者解答文本问题之余,还赠以新近再版的四部爱尔兰语诗集合刊。译者特别感谢爱尔兰文学交流基金会(Irish Literature Exchange)提供的资金和宣传支持,以及北方文艺出版社和编辑付出的不懈努力,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译者研习爱尔兰语虽已近十年,面对尼高纳尔充满原生活力和习语典故的语言仍时而感觉力有不逮。所幸有较为完备的辞书和现代爱尔兰语专家可随时请教,尼高纳尔帮助敲定了不少关键的词句,且选诗中大部分都已经有较为可靠的英译可作对照参考。译者冀望在尽可能忠实字义的同时,再现尼高纳尔诗歌的韵律和意味,并兼顾汉语的优美和通畅。其余疏漏,望读者方家海涵。

邱方哲

2016年春节于都柏林

(爱尔兰)诺拉·尼高纳尔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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