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个人的朝圣路

第9章 齐家有道,平天下自齐家始(5)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家训高悬,长保家风传久远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

“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要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

“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

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恪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文真明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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