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附录纂疏(元代古籍集成 经部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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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整理說明(2)

第三,胡一桂雖然宗朱,然於其他各家各派《詩》說也能兼收並蓄,以廣《詩》思。首先,胡一桂既尊朱熹,廢毛序,故於三家《詩》說頗為重視。宋代王應麟受朱熹啟發,作《詩考》一卷以網羅三家遺說,以便「讀《集傳》者……有考於斯」。胡一桂原來將王應麟《詩考》附錄於書後以備參考,但今所見胡書最早刻本已無附錄《詩考》,只是卷首還保留《韓魯齊三家詩考後序》及《詩考序》。不過,《詩考》的部分內容還是可以在此書的「纂疏」部分見到的。例如《衛風·木瓜》纂疏就引用《詩考》所錄「賈誼謂《木瓜》下報上也」之說,並據以推論:「《集傳》以為『疑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矣。」其次,胡一桂雖遵從朱熹,為「廢序」一派,但於尊序派之說也多載錄備覽,或以彰其謬,或與《集傳》並存而不廢。如於《鄭風·有女同車》篇載呂祖謙從《毛序》所作的論說。胡一桂交代,之所以如此,是令讀者領略一下《毛序》及尊《毛序》者說《詩》是如何的「鍛鍊羅織」。而於《邶風·簡兮》則引呂祖謙說以「姑備一說」。再次,胡一桂於纂疏部分大量纂集嚴粲、謝枋得等人的詩說,往往能發《集傳》所未及,而其大旨皆歸於溫柔敦厚之詩教。如於《詩序辨說·碩人》纂疏錄嚴氏說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然悟矣。」頗能明詩篇辭章之溫柔敦厚。又如《邶風·凱風》纂疏引謝枋得說曰:「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变化來,見為子、為臣忠厚之至。」亦其例也。《詩經》研究有漢宋之別,其中之一點即在宋儒特別注意從「溫柔敦厚」之「詩教」的角度闡發《詩》篇大義。胡一桂的引證,就表明了這樣一點。總之,《詩集傳附錄纂疏》所引諸家之說,或豐富對詩篇辭章義理的理解,或顯明了宋人的學術取向,這都是胡一桂此書的價值。

第四,還有一點值得重視,即《詩集傳附錄纂疏》在文獻輯佚方面的價值。例如,胡書中保留了不少朱熹《詩集解》的內容。朱熹注釋《詩經》歷十餘年,《詩集解》是其注釋《詩經》的第一稿,後來由於對《詩集解》頗為不滿,朱熹不斷地對其進行修改。今日所見《詩集傳》當是朱熹晚年《詩》學研究的論斷。《詩集解》大約未有定本流傳,所以,現在我們一般衹能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等書中鉤沉。胡一桂所錄朱子《初解》雖也多有從呂氏、嚴氏書中抄錄者,但也有一些不見於呂氏、嚴氏之書,如《皇皇者華》首章纂疏:「朱子《初解》:『此詩君以戒夫使臣者,托於其自道之詩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可知胡氏所引「朱子《初解》」或非全從呂氏或嚴氏之書中抄出,而是別有所傳。若想對朱熹《詩集解》進行輯佚,胡一桂此書不容忽視。再如,書中所引不少謝枋得的說法亦不見於清吳長元所輯謝氏《詩傳注疏》,如《常棣》首章纂疏:「疊山謝氏曰:『同根共幹,相依而不相離,如人之兄弟,出於同氣,以天屬者,不可解也,以常棣華鄂觀之,凡今之人相親相愛,生死可恃者,莫如兄弟矣。』」可補輯本《詩傳注疏》之缺。此外,我們在核對本書引文的過程中發現,胡書中所引曹粹中的說法,也有部分不見於近人張壽鏞所輯的曹粹中《放齋詩說》(《續修四庫全書》本)。相同的情況還有胡書中所引王安石的一些說法條目,也未見於今人邱漢生所輯校的《詩義鉤沉》(中華書局1982年)。此書在過去較為希見,所以重視輯佚的清人亦未能使用。也正因如此,本書在《詩經》亡佚著述的輯佚方面,還有其較高的價值。

當然,《詩集傳附錄纂疏》也有一些不足。如「纂疏」部分,胡一桂固然在纂集不同學者注釋的同時加進了不少自己的按語,但表達自己看法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情況是對前人之說尤其是尊序者之說的紹述與認同。創建性不足的短處,是很明顯的。另外,「纂疏」部分收錄的文獻量颇大,引文錯訛現象較為嚴重,顯示出著作者學風不够嚴謹。

總之,《詩集傳附錄纂疏》對朱熹《詩集傳》的注解,一方面不忘章句訓詁,一方面也在努力探求經傳在義理和情感方面的內涵,體現了元代前期《詩經》學的一些特點。雖係纂集著述,也有一定的思想性。在文獻輯佚方面也有較高價值。元代中後期的一些《詩經》學者如劉瑾、朱公遷等在他們的《詩經》學著述中都援引胡一桂的說法,又可見此書在當時的影響還是不小的。

《詩集傳附錄纂疏》又名《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四庫全書》没有收錄。此書著錄於《千頃堂書目》《經義考》《愛日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等。本書流傳極少,朱彝尊《經義考》和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均作八卷,朱彝尊又將其稱為《纂疏附錄》,疑皆未見其書,是承襲《千頃堂書目》的訛誤。

《詩集傳附錄纂疏》現存元泰定四年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刻本,現藏國家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影印此本,《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經部亦以此本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題名為《詩集傳附錄纂疏》的明抄本實為另一書。

本次整理以翠岩精舍刻本《詩集傳附錄纂疏》為底本,校以他書。他校法的使用是主要的。《詩集傳》部分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詩集傳》對校,又以此本為殘宋本[2],故殘缺部分復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明印本對校。《詩集傳》部分遇有異文,一般據宋本《詩集傳》改定,並出校記。若确認宋本有誤,則據他本改定,亦出校記[3]。「附錄」部分,主要以中華書局整理本《朱子語類》校對。「纂疏」部分所引諸家之說,能找到原書者儘量擇原書善本校對;原書散佚的,則參考他書所引相同引文加以校對。

如上所說,本書徵引了大量文獻,且所引文字與原文字句有出入者甚多,有的是中間省略,有的則前後順序顛倒,有的將注、疏合併引用,有的用自己的話總結原文大意,等等。本次整理核對書中引用文字,凡引述與原文大意不差者,一般不出校;凡所引與原意有異而文意可通者,則出校記著錄異文;凡引文字詞明顯錯誤或刪節太過以致文句不通者,則或出校記写出原文,或據原文適當改補,並出校記以說明之。

書中的避諱字、異體字、俗體字及常見的刊刻錯訛字,如「已」、「巳」與「己」,「穀」與「榖」等,一般迳改,不出校記。

版式上,本書《詩經》原文頂格起,排以宋體大字,朱熹《詩集傳》則低一格用宋體小字,胡一桂「附錄」、「纂疏」又低一格用楷體小字,以清眉目。

本次整理,得到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幫助,校點初稿主要由熊瑞敏、曹繼華、吳嬌、邢毓南、徐逸超等完成,最後由李山校讀全書,改正了一些錯誤。此外,李曌宇、李劭凯、郭鵬等同學也付出了不少勞動,特於此謹致謝忱。限於學識和時間,我們的點校本難免有不足和錯誤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熊瑞敏李山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

[1]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中華書局2002年)著錄宋高頤撰《詩集傳解》三十卷,劉氏據其書名,疑「當為疏釋朱子《詩集傳》者」,又以「高氏略晚於朱子,其時詮釋《朱傳》之書尚未之見」而疑其與明初高頤所撰《詩集傳解》為同一書而誤分為二。今按:劉書著錄宋高頤《詩集傳解》本於朱彝尊《經義考》,朱氏又本於明柯喬遠《閩書》(今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整理本)。然考《閩書》卷一百二十三載高頤所著為「《詩集傳》《解》各三十卷」,則朱氏所錄已誤,劉氏又襲其誤而生疑。而劉氏《歷代詩經著述考》又著錄宋戴亨撰《朱子詩傳辨正》(又名《朱子詩解》),或為疏釋《朱傳》者,然其書亦亡佚,其體例無由得知矣。故疑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或創此全錄《朱傳》而加以疏解之體例也。

[2]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朱熹《詩集傳》自卷十二《小雅·蓼莪》第三章朱傳「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卷十七《大雅·板》實非宋本,而係據他本補抄配齊。五十年代初,王重民先生從美國拍攝了現藏台北「中央圖書館」的宋刊明印本《詩集傳》膠卷回國,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本書對《詩集傳》部分的校對,以四部叢刊宋本部分對校,宋本殘缺部分以國圖膠卷對校,可以說是以完整的宋本《詩集傳》作為對校本。

[3]按,《詩集傳》部分的校勘還參考了趙長征點校的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的校勘成果,謹致謝忱!

李山主编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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