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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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证伪”之难

惧怕与拒绝证伪,是中国人思维的缺陷与民族性格的弱点。我们这个民族有强调思维统一的传统,加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加上思想钳制,加上文字狱,便使得我们的思维模式日趋单一,思路日趋狭窄。对于一种事物、一种观点、一个决策,大家均循着求同思维的路子,要肯定则全部肯定,要否定则全部否定。千百万人何以能做到如此的整齐划一,我想原因并非“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大家根本用不着也不敢去做更多的探究,只需顺着操有生杀大权、代表绝对真理者的杆子往上爬即可。久而久之,中国人的血液骨髓中便越来越欠缺社会批判精神和求异思维能力。至于“证伪”,则压根儿就被视为异端邪说,被视作洪水猛兽。倡导证伪,似乎与号召造反,号召犯上作乱,号召逼良为娼,号召扔小孩子下井一样可怕、可恨、可恶、可憎。所以中国历史上虽也曾数度冒出过“证伪”的思想幼芽,但其结果可想而知,统统被扼死在襁褓中、摇篮里了,只为后世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留下了可资闲谈、可资凭吊追念的故事而已。

“证伪”果真会抽人筋、剥人皮、喝人血吗?果真会“坏我民心”乱我方寸毁我幸福吗?果真会使真理变为谬误、谬误变为真理吗?非也。说白了,所谓证伪,就是对一种理论一个决策等等思想成果进行分析,探求其非科学性非可行性,从反面支持一种正确理论或决策,或者否定错误理论或决策。它是论证中与证明相依相偎的方法。舍弃了其中之一,便如单脚走路,不成体统。“证伪”本身作为方法论并无什么阶级性、种族性、倾向性。但它确有挑战性,有了这种方法,就需要理论本身更加科学,更加透明,就难以做到少数人吐口唾沫即为钉,就难以钳制舆论、糊弄百姓。因此,选择“证伪”,不仅大脑神经要健康,人格要健全,还必须有一点民主精神和个人牺牲精神。在拒绝了几千年后,要想将其拿过来为今日之社会服务,可能还需要同“左”的一套做一番抗争。

西方人在此方面神经比我们健全。西方的理论,欢迎横挑鼻子竖挑眼;西方的某些决策,不挑出一堆毛病并制定克服它的办法不最后拍板;西方政治家对只会说自己决策“好”、“正确”、“赞成”的部下不屑一顾,而对能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提出问题、提出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部下则颇为赏识。西方人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鼓励和运用“证伪”的思维方法,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而检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不能不说惧怕、拒绝证伪也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回想1958年,对“超英赶美”,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对亩产20万斤粮食的计划,如果能切实以科学的态度坐下来予以论证,予以证伪,何以能引致生产力的大破坏,引致60年代虽说是自然灾害实乃人为灾害的恶果。“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思维方式健全,决策程序合理,对于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和揪斗“走资派”、革文化的命、革文化人的命等一系列决策予以证伪,予以否定,也不会有人类历史上那场空前的浩劫,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不会使有过“过五关斩六将”辉煌业绩的领袖人物误入麦城,从天上重重落到泥地上。这一深刻的教训,不知国人感受如何,有多少人警醒了,改弦易辙了。变化会有,这自不待言,可太明显的变化我并未感觉到。我所感到的,仍是对某一句话、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决策、一种理想甚至一种假想的一片齐声赞扬,众人在做着一项工作,那就是比赛谁夸得巧妙,夸得当事人心花怒放,以便夸出点升官发财当某某权威某某家的名堂来。照这样搞下去,谁能保证不再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错误,谁能保证那些事前大唱赞歌事后大加诅咒者不永远如鱼得水,谁能保证中国人不被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家伙瞧扁。

“证伪”难矣,但再难也需要去做,或者说需要开始学着去做,否则我们的落后便是注定了的。到那时怨客观条件,怨某几个人恐怕也顶不了什么用。要紧的,是从建立证伪的学术方式与决策机制开始,使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先强大起来,健全起来。

1994.11.20

牛撇捺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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