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霄一鹤:刘禹锡传

碧霄一鹤:刘禹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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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听叔文东宫论道

在众多关注新晋进士的目光中,便有太子侍读王叔文。

王叔文曾任苏州司功,以擅长围棋入选为太子侍读。其人博学广闻,长于谋划决断,素怀治国平天下之大愿,时常在太子李诵面前诉说民间疾苦,深得太子信任。由于德宗皇帝多疑,王叔文时常劝导太子时时示弱,事事示忠,以保东宫之位。而王叔文则交通内外,于不动声色之间考察贤良,笼络志士,一旦皇位更迭,便可大展宏图。因此,刘禹锡出现在王叔文的视线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与刘禹锡同年登进士第的共有三十二人,其中便有一人与王叔文亲善,此人正是柳宗元。禹锡初到长安时便听说柳宗元之名,所憾迟迟不得相见,直到擢进士敕下,三十二人金殿面圣,方获相晤。同年之友相亲本为唐时惯例,两人互有仰慕,诗艺不分伯仲,志向趣味相类,大有相见恨晚之叹,因此三十二人中,唯刘、柳二人最为亲密。

柳宗元去谒王叔文时,将此事告知。王叔文正愁无人从中串联,不由大喜,但叔文行事一向谨慎,遂命宗元打探禹锡对朝局的看法,代为了解禹锡的政治倾向。

刘禹锡两科登第之后,着实度过了一段风光无两的时光。四方贺喜之宾纷至沓来,满朝贵臣亦有贺礼相赠。但于禹锡内心而言,虽连登两科,但仍有遗憾之处。

从李绛的身上,禹锡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学识还有未足之处。李绛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贞元九年与禹锡同登博学鸿词科,且李绛所中“甲科”,特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而禹锡所中乃次等,仅予以出身,未能授予官职,仍需参加吏部拔萃科考试。禹锡并非与人攀比之辈,从朋友的腾达中,他所收获更多的是鼓励与鞭策,是看破眼前浮华的犀利目光。

眼见贺喜之宾中酒肉之徒渐多,禹锡有意闭门谢客,果然不多时日,便得清静。恰于此时,平定建中之乱、奉迎德宗还朝的大唐功勋李晟物故,百官至府吊唁,新科进士亦同在列。祭拜之事,无多赘言,礼仪尽毕,柳宗元与刘禹锡在灵堂外相遇,方得相互言语。

因李晟之故,二人言谈皆有哀意。李晟因建中巨功,诏拜司徒,兼中书令、三方雄镇节度使,晋爵西平郡王,御赐上第上田及林园,又有纪功碑立于东渭桥,可谓荣极人臣。奈何自古功臣多遭忌,贞元三年(787)后,李晟正拜太尉、中书令,但被剥夺兵权,除朝谒外无所事事,一言一行均在北司掌握之中,碌碌苟延而已。

刘、柳二人方中进士,本应是踌躇满志之时,但在李晟灵堂外,不免说些李晟故事,二人又同有持盈之叹。步谈间,李晟庭院中一尊欹器拦在面前。欹器本为上古之人灌溉汲引之器,孔子观周庙时,曾见到此物,知其“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后引为礼器。

宗元心机一动,指着欹器,略有感慨:“不知太尉每日漫步庭中,见此欹器,心中作何感想?”

禹锡见此物,略加沉思,慨然吟道:

秦国功成思税驾,晋臣名遂叹危机。

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

——《题欹器图》

宗元复问:“兄台此诗何解?”

禹锡手抚欹器,答道:“李太尉功不可谓不高,然几近于不克自全,是自古功臣之宿命也。当年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权倾朝野,正思车同轨、书同文、度同衡、钱同制之时,谁料遭赵高谋害,被夷灭三族。史传李斯父子被押于狱中时,李斯回想一生经历,谓其子曰:‘吾欲与汝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抱头痛哭。而东晋时刘毅少年起义,平灭诸桓,屡建奇功,然而一朝自满,败于卢循,于是功臣亦作逆谋,事败身死。诸葛长民尝从刘毅起义,多作富贵之谋,闻其死,知自己亦难逃干系,遂叹道:‘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向此二人,皆起于草莽,成不世之功,然最终死于非命,不正如眼前这座欹器一样,装满了功劳,而遭倾覆之祸吗?李太尉于庭院中置此物,应有悔意啊!”

此中典故,柳宗元自然明了,所问乃故意为之,意在试探刘禹锡在面对鸟尽弓藏的悲剧时,究竟会是何样态度,于是再问:“以兄台所见,有前车之鉴在此,我等官场新秀当如何自处?”

一提此言,刘禹锡仿佛脱胎换骨,目中哀伤尽褪,决然而应:“为人臣者,文死谏,武死战,如此而已,岂能因担忧自身安危而昏庸度日?有忠言而不进,临大义而逡巡,是有负于圣恩也!至于以直谏获罪、因功高遭忌,乃无人敢谏议、无人能立功之故耳,倘使朝野上下人人敢于进谏,文武百官人人皆可功勋,则圣聪益明、圣恩愈厚,何由可虑?观贞观、开元之治,莫不如是!”

柳宗元面露喜色,赞道:“梦得兄微言大义,激奋人心,闻君良言,真乃知己,日后宦海浮沉,唯望与君联翩,共辅圣主!”

禹锡忙拜谢回礼:“贤弟赞之过甚矣!你我置身乱世,建功立业,只待朝夕。方才所言,宜记于心而恒于行,不宜煊赫于言、铺张于外。”

二人又有片刻交谈,方才离去。柳宗元急赴王叔文处,将今日李晟灵堂外二人对话原番转述,王叔文听后,再想起权德舆曾言“禹锡有宰相器”,自此认定刘禹锡乃可用之大才。

柳宗元见王叔文频频点头,于是问道:“可否引梦得来与侍读相见?”

王叔文沉思片刻,摇头道:“却不着急!刘梦得出言豪壮,但不知临事之时可有决断,亦不知诗文制艺之外可有本领,仍待观察。不过你们为同年进士,可以多加交往,以结其心。当今圣上春秋鼎盛,龙体康健,我等来日方长,若刘梦得果然器堪大用,再见不迟!”

柳宗元欣然而归。不数日,刘禹锡向众人辞别,归家省亲。

刘母卢氏自江南还居洛阳,仍居于都昌里卢氏祖宅。禹锡登第喜讯传来,举族上下一片欢腾,日夜盼望禹锡归省。及至禹锡到达洛阳,满城豪杰无不登门拜贺。一连数日,宾客盈门,贺笺积尺。

刘母每日迎送宾客,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心中却有块垒。自古父母之心,莫过于开枝散叶,延续香火。禹锡已二十二岁,功名初成,婚娶之事却无眉目,刘母在洛阳遍访名门望族,只为寻得可与禹锡匹配之女子。怎奈缘分未到,刘母纵然着急,终无所获。

其时在洛望族之中,范阳卢氏与河东裴氏素来交好。禹锡归省乃卢氏喜事,裴氏族人自然不免登门道谢。为示两家关系亲密,刘母命家人专设宴席,令两家子弟可以沟通情感,以备相互汲引。

卢氏族中除刘母外,还有刘母的兄弟卢璠、卢顼,裴氏族中则有裴佶、裴武等人。在两家众位长辈面前,刘禹锡诗文应答流利得体,深受嘉许,又得许多溢美之词。酒过数巡,刘母又提起为禹锡选亲之事,欲托裴家兄弟加以关照。

闻听刘母愁虑,裴佶心思大动,向刘母建言:“刘夫人家有宝驹初放光华,天下女子谁不向往?卢、裴两家世代友好,常常联姻,只是最近三十年来天下纷乱,子弟流散,未再结有秦晋之好。所幸天下稍安,我族子弟归于洛阳者不在少数,待嫁之女亦有数人,若夫人不弃,何不于裴氏门中择一女子为媳,以令两家再结良缘?”

刘母正是求之不得,忙问道:“如此甚好!不知尊家哪位良子可嫁与梦得婚配?”

裴佶、裴武低头耳语商量一番,便有了人选,于是裴武应道:“不瞒夫人,我家有一侄女,名雅卿,双十嘉龄,容貌端丽,知书达理。其父裴式,与我弟裴度乃从兄弟,在江南从事航运,家资甚丰,只是没有功名。近日裴式遣雅卿归洛侍奉家庙,又有手书托在下为雅卿觅一良婿,如此说来,岂非天赐的一段好姻缘?”

卢璠大喜:“我亦闻此女!当年我与裴度在刘公幕府共事时,他常夸此侄女娴雅恭顺。虽说门第稍有不同,但若能与梦得匹配,也必为天作之合!”

刘母脸上多日愁云一扫而光,当即应下婚事。禹锡一向孝顺,见母亲得偿所愿,亦自欢喜。翌日,刘母便遣仆人送去聘礼,两家议定了日程,各自筹备开来。望族联姻,婚礼奢华之状不需备述。卢、裴两家再度联姻之事,一时传为洛中美谈。

刘禹锡与裴雅卿在洛阳成婚之后,夫妻二人共往埇桥拜望刘绪。自从担任浙西盐铁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之后,刘绪自知仕途荣宠已极,全部的心愿便集中于独子刘禹锡身上。禹锡自长安启程省亲之时,权德舆曾亲往送别,后深有感触,便作一首《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飞书刘绪,文中回忆与刘绪父子昔年交往,盛赞刘绪教子有方,断言禹锡必有光明前程。后月余,妻子卢氏又从洛阳捎来书信,将禹锡娶裴氏雅卿为妻之事备说端详。眼见禹锡立业成家,刘绪可谓无复他求,只日夜盼望儿子媳妇跪拜面前。

禹锡夫妇来到埇桥,先拜过刘绪,又往刘家亲朋好友处拜望一番,待人情事毕,便已近年末。禹锡心中挂念后年吏部拔萃科的考试,即向刘绪辞行。临行前夜,父子二人秉烛长谈。刘绪年事已高,埇桥距京师山高水长,往来不易,此番谈话,父子各怀忧伤,却无以言表,只将一腔亲情,付与家国之论。

刘绪为人之父,又久经官场,相较刘母更多关注禹锡仕途前程。虽然刘绪久居江南,不谙长安世故,但从朝廷征发调令的轻重缓急之中,却可窥见天下大势。以禹锡之才华,后年吏部拔萃科中得授官职乃意料中事,刘绪只怕禹锡甫登官场,失察于大势,遭风摧秀木之灾,因而于晃晃烛火下,谆谆嘱咐:“禹锡吾儿,汝父已老,不复为汝劈山架桥矣,却有数言,若吾儿长记于心,或可裨益决断,或可避险救困。”

禹锡望父亲神色凝重,忙跪于堂中,恭聆教诲。刘绪接道:“今日只有你我父子二人,便说些不可为外人道之语。方今天下皇威不振,州道节度使往往不奉朝令,相互攻伐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种种惨状,吾儿往来长安道路之上必有亲见。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有志之士,莫不誓言匡扶。只是几十年来,朝廷屡发大军征讨,却往往无功而返,贼寇愈伐愈强,愈伐愈众,甚至伐寇之臣养寇自重,伐寇之师自成割据,岂无由哉?人言‘知子莫若父’,吾儿素怀经邦济世之心,为父知之。只是天下事务纷繁万端,若不能厘清头绪,抓住关键,即使有朝一日入朝拜相,只恐为人言所左右,碌碌终日而实无建树。”

禹锡在长安时,格外留意时事舆论,往往与人陷入一事一物的纠缠辩论之中,而一事尚未及辩明,另一事甚至几事又已发生,禹锡因而常生感叹,若朝堂上亦如此,即使满朝皆为死谏之忠臣,只怕人人以直相逼,日日有人撞死,人主枉担害贤之名,依旧不明何为治理之道。听父亲说及,禹锡更欲闻之。

“今上好疑多忌,士林已有公论,虽无明言,人谁不知?依为父愚见,此朝定无澄清玉宇之望。吾儿虽登科第,恐仍需耐心等待,以俟明主。”

“父亲要我等待?”禹锡原本踌躇满志,急欲速进,唯恐朝夕之间居于人后。

“正是!”刘绪强调,“‘晋臣名遂叹危机’,此非吾儿之诗乎?吾儿虽薄有才名,然而治国理政经验不足,急求富贵,必然投靠权要。当此主上昏庸之朝,常居权要者必奸佞媚上,如裴延龄之流。一旦皇恩有变,或新主登基,安得苟活?”

禹锡绝不愿与裴延龄之辈同流合污,于是问:“依父亲之见,儿当如何?”

“后年吏部拔萃科,可谓重之又重!吾闻当今太子贤良方正,有中兴之夙愿,有养晦之韬略,有敬贤之恳诚,更有容人之雅量。他日一旦龙飞九天,必为一代圣主。按大唐规制,吏部拔萃科中试者往往授太子校书,太子身边贤士极多,吾儿若得与太子亲近,必有大益。”

“我若不中,又当如何?”

“若不中吏部拔萃科,亦无大碍。”刘绪并未将刘禹锡的未来限定在一条道路上,“若无缘得中,吾儿亦可择一方镇贤臣,从事其幕府,学习盐铁、行军事务,亦可成就功名。”

“从事幕府?”刘禹锡两登科第后,虽然在一些来贺忠臣面前表露了愿为幕府的意愿,但多为场面应酬之语,从禹锡内心而言,仕途一片光明,何须为幕府刀笔小吏?

刘绪察觉了禹锡略显轻蔑失望的语气,淡笑道:“你少年得意,不以幕府为取士正道,其实大谬矣!你在京城辗转数载,定知京城出名不易,求官极难,天下才士不欲趋炎附势者纷纷云集明藩幕府,待功勋等身,再入庙堂。且不说别人,只说淮南杜公,当年科场登第后,长年在刘府公幕府从事,习得刘公理财之道,如今为朝廷倚重,为一方重臣。你舅舅卢徴亦是幕府出身,如今官居刺史,封在近畿。再如老父,以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转运副使,转殿中侍御史。有吾等先例,梦得必不可轻视幕府!万一时运所至,切勿坐失良机。”

刘禹锡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刘绪亦不多纠缠于此,继续说道:“无论在京城或是在藩镇,吾儿若想有朝一日立下再造乾坤之功,有两件事必要加以详察。其一为盐铁之利,其二为治军之权。无论何时何地,此二者为解决一切军国事务的根本所在。”

“请父亲为我细言!”

“为父在江南为官近三十年,常年与盐铁转运打交道。无论是当初平定安史之乱,还是近年的内外征伐,朝廷之所以能在战之不胜的情况下岿然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朝廷手中掌握的盐铁税赋比叛贼们多。安史逆贼以数镇之钱粮,欲养攻略天下之雄兵,可谓自不量力。甚至可以说,朝廷不是打败了叛贼,而是熬死了叛贼。以这个观点来看如今的藩镇,他们小心翼翼地守着一方领地,并无鲸吞天下的野心,其兵员并未超过本地钱粮的承受能力,因此才能够长期与朝廷周旋。”

禹锡却有疑惑,问道:“但是,朝廷可以数路大军并发,以众击寡,为何不见藩镇叛逆伏诛?”

“这便是掌握军权的重要性所在了!叛军以一镇之兵,按说绝不可能与朝廷抗衡,奈何朝廷黯弱,平叛只能以归顺之藩镇讨伐叛逆之藩镇,几路大军各怀心思,只思保存实力,不能合力进击,使叛逆可以从容应对,各个击破。试想,若各镇军队均由朝廷统一调遣,只奉朝廷将令,何由叛逆不破?”

“言之有理!”刘禹锡闻父亲言,如饮醴酪。

“收军权是一项大工程,不仅旷日持久,更需朝廷自身有强硬的支撑。”

“禁军!要靠禁军!”禹锡不禁呼喊。

“不错,关键正是禁军!”刘绪猛地一掌拍在桌上,“禁军拱卫京畿,理应由圣上本人亲自统领。我朝禁军原为南衙诸军,自建中之变后,神策军因护驾回京有功,擢为禁军。圣上昏聩,竟以宦官统领禁军,使神策军迅速堕落腐化,几无战力,却成京畿祸患。志士若有所图,必先从夺取军权、改造神策军下手。”

“那么,如何才能夺取军权呢?”刘禹锡进一步问道。

“呵呵,这又要说回到盐铁之利了。只有将盐铁之利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朝廷才有能力在中外众臣中纵横捭阖,邀买人心,为我所用。须知世风日下之时,人皆重利,此乃常情,重利者非恶人也,可用之以其道也。若得人心所向,则神策军权可取,诸镇军权,亦可徐徐图之。而反过来看,只要军权在握,则利权更加稳固,如此,则世道相异,先贤治世之法可以施行,再蹈盛世之途矣。”

禹锡闻言,兴奋之情难掩于面,对父亲施礼谢道:“多谢父亲教诲!为儿今日方知,欲平天下,所持重者乃利权与军权,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难怪父亲望我多加历练治军和盐铁事务,今反躬自省,二者绝非只知吟诗作赋的一介书生可以胜任。不过,若要如父亲所言,无论收利权还是收军权,都无法绕过宦官这道坎。只是今上对宦官纵容无度,信赖有加,看来,确实要等新君即位,才能有制衡宦官、褫夺其军权的希望了。”

刘绪见禹锡豁然开朗,心中十分满意,又鼓励道:“吾儿天赋雄厚,又兼勤奋努力,所成功名必不止于社稷。为父所忧虑者,唯吾儿仕途太顺,未经挫折而失兢惕之心,官场险恶啊!”

禹锡聪慧,何尝不知此理?为令父亲放心,禹锡说起月前从洛阳乘舟沿淮河东行时的见闻:

“淮河波长,水路遥遥,儿常与船工交谈,船工对儿说起之前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有一年,淮河水大浪急,但是他们的船却有些破损,可因转运期限不可拖延,只能等回来后再修补。于是一路之上,他们用破衣、棉絮堵住船底的漏洞,用泥灰加固修补过的地方,又用斗不停地将渗入的水倒出,其他船工要是懈怠了,船老大亲自动手。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晚上保持警惕,白天勤加维护,遇到雾霾天气宁可停下等待天晴,风向异常就赶紧停船避险。一路上如此战战兢兢,终于到了淮阴。这个时候,船工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都去逛热闹集市了,晚上也都睡得踏实安稳,谁知到夜晚,船底破损的地方被渐渐浸湿,泥灰溃散了,棉絮被冲走,水从船底喷涌进来,而众人直到水淹了床才发觉,仓促惊愕互相呼喊,慌乱之中急忙逃命,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好不容易逃上岸,还没来得及回头看清楚,船便已沉了下去,坍塌在泥沙之中,再也无力挽救了。”

“可悲,可叹哪!”刘绪连连摇头,遂问,“吾儿从此事中有何感悟?”

“儿闻此故事,曾作一文以记之。”禹锡拿出行卷,翻至《儆舟》一篇,为父亲念道:

……向予兢惕也,汨洪涟而无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无常所哉!不生于所畏而生于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至于覆国夷族,不可儆哉?呜呼!福,祸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后儆,斯弗及已!

“好!”刘绪听完禹锡的感触,心中已获宽慰,“勾践跪奉夫差而令夫差疏忽,最终灭吴;司马懿假病骗得曹爽大意,二子临朝;子西不信白公胜砺剑直言而哂之,果遭刺杀;春申君对李园养士不以为意,死于非命。吾儿倘可从此四例中体察到逆境中须忍辱示弱、顺境中应常持警惕之理,则为父再无所虑矣!”

父子二人又说些体己话语,不觉天已微亮,禹锡稍事休息,便登路程。贞元十年(794)春,刘禹锡离开埇桥,至长安途经洛阳时,又陪伴母亲一些时日后,西入长安。

程韬光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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