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自传

第7章 部门主管:铁路事业的新征程(1)

1.升任匹兹堡铁路主管,年薪1500美元

1859年,斯科特先生来阿尔图那已有三年之久,又被提升为铁路公司副总裁,在费城有专门办公室。可我该何去何从,是与他一道去费城还是留在阿尔图那与新的上司共事?我无所适从:离开斯科特先生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怎么还能忍受得了为新上司服务?日复一日,我等不到关于我的人事安排,也是,除了斯科特先生,还有谁会在意我的去从!

斯科特先生从费城回来,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告诉我他需要搬到费城去,接任他的是该地区的主管伊诺奇·刘易斯先生。我静静地听着,终于他提到了我:“现在说说你。你觉得能管理好匹兹堡地区吗?”

当时我只有24岁,但自觉能胜任任何职位。我的偶像约翰·拉塞尔勋爵,曾誓言驾着快艇穿越英吉利海峡,华莱士和布鲁斯也都对自己信心满满。我就告诉斯科特先生我可以:如果不尝试,我无法认识自己;而如果没有斯科特先生,也不会有谁肯让我去尝试。

“那好,”他说,“匹兹堡地区主管珀特斯先生要调到费城的运输部,我推荐你接任他,他同意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应当拿多少工资?”

“工资?”我仿佛被刺到一样地说道,“我还怎么会在乎工资?我不需要薪酬,我只想要这个职位。能够到您之前工作过的匹兹堡地区上任,已是我极大的荣耀。您随便给我多少都可以,也不用比现在的高。”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5美元。

“你知道,”他说,“我在那里的年薪是1500美元,珀特斯先生是1800美元。我觉得你最好从1500美元开始,如果做得够好,会涨到1800美元的。你觉得怎么样?”

“哦,”我说,“还是不要谈工资了吧。”

不能太计较工资的问题,否则我的提升可能会被推迟。从此,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部门,这意味着以后再签署匹兹堡与阿尔图那之间的指令时,不再签“T.A.S.”而是“A.C.”。对我而言,这才是最大的荣耀。

1859年12月1日,我接任匹兹堡地区主管的委任状下来,我们要再次搬家。全家都为这次委任而欢呼,因为我们可以重回匹兹堡。在阿尔图那,说实话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幽静,在市郊又有自己的大房子,空气宜人,生活惬意;但与匹兹堡相比,这些都轻如鸿毛。匹兹堡是又脏又乱又多烟雾,可那里有许多老朋友,这是阿尔图那远远比不上的。此时,汤姆也学会了发电报,就作为我的秘书跟我一道回匹兹堡。

我上任之初,就面临诸多问题,如新修的铁路线不足,如铁路设备的更新远不及日益增多的业务。更严重的是,架在大石头上的铁轨,要用铁链绑着加以固定,列车运行事故时有发生,有一天夜里竟发生了47起,列车滞留在所难免了。作为主管,我经常要在夜间发送列车运行指令,或到事发现场处理事故,诸如此类。有一次,我连续八天日夜留在铁路线上,处理一起又一起运行事故。在所有主管里,我恐怕最不体恤人,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我就不知疲倦,并要求工人们超负荷工作,从未考虑过人自身的承受极限。时间一长,我躺下就能睡着,哪怕半个小时就已足够。

内战的爆发,使宾夕法尼亚铁路承受了更重的运输压力,我不得不组建一个夜间工作突击队。这样,夜间列车运行职责就需要调度员来履行,尽管从未得到过上级的同意,我还是选派了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里的第一个夜间列车调度员。

2.爱工作,也爱生活

1860年,我回到匹兹堡,在汉考克大街住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匹兹堡,烟雾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你刚把手放到栏杆上,缩回来时已经黑了;你刚洗完手和脸出去,一个小时不到就又和没洗一样。这绝非夸张。因此,刚从环境秀美的阿尔图那回来时,我们多少感到有些凄惨,就考虑搬到乡下住。公司的货运代理斯特沃特先生,建议我们留意荷姆坞的一处房子,我们立刻搬了过去。那里还装上了电报线,以方便我必要时在那里指导工作。

荷姆坞方圆数百英亩,有美丽的树林、峡谷和一条潺潺的小溪。居民们普遍拥有5~20英亩的土地,我们也有一块面积可观的土地,还有一个花园。

在荷姆坞,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在这里度过。她喜欢种花,却从来不摘一朵。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我拔了一根杂草而指责我,说我不该破坏“绿色的生命”。我继承了母亲的癖好,本想在出门时摘一朵花别在纽扣上,但最后一朵也没有摘。

荷姆坞可以说是富人聚集区、是贵族生活区。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虽然只是个年轻的主管,却也时常被他们邀请去参加娱乐活动。在那里,我知道了很多先前不知道的话题,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们谈什么,都要立刻学会。我每天都为自己学到了一些新事物而高兴。

就是在荷姆坞,我结识了万德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后来,约翰·万德沃特常常和我搭伴旅行,成了我“环球旅行之友”。我们也与邻居斯特沃特夫妇建立起持久的友谊,斯特沃特先生后来成为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然而,最幸运的还是结识了西宾夕法尼亚德高望重的法官威尔金斯。法官时年年近80,身材修颀,相貌英俊而富有才干,学识渊博且又彬彬有礼。他的妻子是前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的女儿,年事已高却不掩高雅的气质。他们家族多住在荷姆坞——像英国的贵族一样,是当地文化、教育的典范。

我似乎颇受这家人欢迎,威尔金斯小姐向我讲述各种音乐、哑剧以及戏剧方面的知识。

威尔金斯法官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他跟人谈话时总是举名人的例子,如说“杰克逊总统曾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或“我告诉惠灵顿公爵怎么怎么样”等等。法官曾在早1834年作为杰克逊总统的秘书出访俄国,会见沙皇时也是如此轻松。这对我而言,仿佛就触摸到了历史本身。与威尔金斯家族的交往,激励我在思想和行为上有所提高。

可当我们一谈到政治话题时,就会有分歧甚至对立。那时,我强烈支持废除奴隶制度,很像共和党的一员;威尔金斯一家则是坚定的民主党,与南方的名门望族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刚进到威尔金斯家的客厅,就发现他们在激烈地讨论着一次貌似可怕的事件——威尔金斯太太的孙子达拉斯,在西点军校被要求与黑人紧挨着坐。

威尔金斯太太问我:“你有听过这样的事吗?那是不是很丢人?黑人竟然被允许进西点军校!”

“哦,太太,”我说,“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都有呢,他们中有一些还被允许进入天堂!”

客厅顿时一阵沉默,而后威尔金斯太太郑重地说:“卡内基先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威尔金斯太太曾为我亲手织了一条阿富汗毛毯,但在圣诞之前从未向我提起过。那条毛毯我是在纽约收到的,里面还有一张写满祝福的贺卡。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虽然常向外人炫耀,却从未用过——它如此神圣,必须好好儿珍藏。

在匹兹堡,我还幸运地结识了莱拉·埃迪森,刚刚过世的埃迪森医生的天才女儿。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值得我在此满怀感激地记下来。莱拉曾留学欧洲,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都说得像英语一样流利。跟他们交往,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自己与高学历者之间难以描述的鸿沟。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因此疏远,我获得了另一种友谊。

埃迪森小姐有一次说,如果我确实与众不同的话,那即便我是块璞玉,她也要对我精心打磨。她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苛刻严厉的老师。在她的引导下,我开始阅读英国古典文学,那巨大的读书热情保留至今;我也开始让自己在言谈举止方面更为绅士,更谦逊、更有礼貌——一句话,更好地表现自己。在那之前,我并不在意着装,经常以所谓男子汉的形象示人:靴子笨重,衣服粗糙,领子松垮,对那些花花公子抱以鄙视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公司来了个戴手套的绅士,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嘲讽的对象。在荷姆坞,在埃迪森一家的帮助下,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观。

(美)卡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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