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第4章 晚清文人的边缘化与现代审美观念的萌生

〇边缘文人与“游戏说”

〇《小说林》的艺术论

〇王国维对游戏说的哲学整合

〇周氏兄弟的艺术观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从诗界革命到小说界革命,晚清那些力主以新诗或新小说进行思想启蒙的“载道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都是居于当时社会政治话语中心的上层知识分子:黄遵宪曾以拔贡生考取举人,后被朝廷先后派往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地做外交官,在戊戌事变被黜之前,一直都是朝廷器重而在士林有名望的人。梁启超少年科第(12岁中秀才、18岁乡试中举),1895年20出头便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中了进士,文名远播。夏曾佑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主事。严复因家贫而走了一条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求学之路,少年时期上洋务派办的船政学堂,青年时期被选送到英国海军学院学习;后来虽然曾经屡举不第,仕宦未达,但严复为自己确定的社会角色却是“主流”的。无论是在福建水师学堂当教习,还是在天津办报纸,他都抱着积极干预社会现实、努力敦促晚清政治与文化改革的姿态。他本人相对深入的西学知识结构,恰到好处的西方思想译介,新锐的教育改革主张,都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晚清“新学”话语的形成贡献极大……这批人,对于文学的倡导,往往是一副正统士大夫心事,以兼善天下、肩担道义为己任,他们对诗文、小说的倡导,在“新”的规范中,无不贯穿着古典“载道”的理念。

然而,晚清还有一批读书人,是在与“科名”失之交臂,或有意无意间沦为社会边缘人的状态下介入小说界的。他们的文学理论话语、创作姿态与梁启超们的政治教化、载道新民式有明显不同,体现出一种非功利的“游戏”倾向。

说到“游戏”,不能不首先想到晚清最早注册“游戏”刊名的李伯元。被后人称为谴责小说家的李伯元,堪称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前驱,在晚清那批作家中,他是最早抛弃科场功名、孑身在文化商场闯荡、对中国现代报刊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李伯元虽“少擅制艺及诗赋”,曾以第一名中秀才,后来却“累举不第”,而立之年干脆抛开应试学问,携家来到上海办报纸。1897年,李伯元主办了上海第一份小报——《游戏报》。这份报纸将阅读对象锁定在广大市民阶层,虽然主编者自述此报名曰“游戏”,实际还是以“觉世”为目的——“或托诸寓言,或设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但“游戏”一说,却为历来只有“载道”观念的中国文学(泛文学)带来一个新概念,而这个概念,作者说是“仿自泰西”的。

1905年9月,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一大批寒窗苦读若干年的生员秀才,一朝被社会抛弃,成了多余人。在嗟叹前途渺茫的无奈中,他们中的一些有才华者,将半生苦读的知识积累与人生无常的痛苦经验,转移到了小说创作上。1906年9月,杭州出现了一份“失业秀才”寅半生主编的月刊《游戏世界》。寅半生曾“八应秋试,六次出房,两次堂备”,“辛卯科已取,临榜终被黜”——辛卯年即1891年(光绪十七年)。秋试(乡试,考举人)每三年举行一次,“八应秋试”,耗费24年,也许由于科场的舞弊,使其“临榜被黜”,而1905年朝廷宣布废除科举,则使其一生的苦读付诸东流。从前支撑读书人终身追求的价值突然间崩溃,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金榜题名及随之而来的仕宦通途突然消失,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感伤与渺茫。“功名两字虚,岁月遭蹂躏。堂上鞠育恩,来世酬高厚。深望后嗣贤,松柏产培觩。游戏了余生,抚髀呼负负”。在被命运捉弄之后,他们采取了游戏人生的态度。其实,科名的诱惑同时也是囚禁人性的牢笼,古往今来,衮衮诸公,终身被八股制艺所缚,绝大多数读书人为此耗尽生命,成为范进式的人性严重扭曲、丧失生命活力的废人。科甲功名的金锁链一旦解除,在悲哀之余,人性反倒苏醒了。

《游戏世界》第一期的发刊词就说:“西人有三大自由,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吾则请增为四大自由——曰游戏自由。”同期另一篇署名“泉堂天虚我生”的文章《游戏世界叙》,对“游戏”一词作了进一步阐释:

世界人众,竞谈自由,而吾谓以上世界未必果有其自由之权力也。世界之独可以自由者,惟吾性情。性情之可以发达自由者,惟吾笔墨。笔墨之可以挥洒自由者,惟游戏文章。

天虚我生在这里明确指出,他们所追求的“游戏”,实际是心灵的自由与表现的自由,颇与晚明公安三袁力主的“性灵说”相似;但此“自由”的概念,显然是从西方拿来的。《游戏世界》第六期上有一篇署名“治世弱虫”的文章《游戏世界题词》,以一种庄子式的玩世口吻对“游戏”(实际上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诠释:

天地一蜉蝣,浮生一旦暮……达者观之,不过一游戏之气团,弥漫于空际而已。君不见苍苍者乃游戏之天乎,茫茫者乃游戏之地呼,上覆下载……乃孕为一游戏之世界。故生死世界于斯世界,必研究此世界之游戏主义,臻于无上上乘,后乃能与世界同游于大千万古……于是以游戏之笔墨,运游戏之手腕,本游戏之宗旨,著游戏之遒铎,沉钟暮鼓,警觉提撕,言言锦绣,字字珠玑……是诚授世界人以方针矣,读者当思游戏之命意,明游戏之功用,于游戏之中,求其游戏之真理,勿徒拾游戏之余唾,则万物方可生存竞争于世界……

正统的读书应试、做官入世前途失落,导致晚清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体验完全不同了:由前程可瞻、睥睨天下的社会主人翁,变成了飘渺宇宙间微不足道的暂时存在,于是生命的依托便成了寻求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方式。这玩世的背后,是个人(士大夫)与社会关系的大调整。这里的“游戏”,并非万念俱灰的无为,而是功利欲求消失之后,个体所寻求到的与自然世界交通交融的方式,所以作者要劝诫人们“思游戏之命意”,“求游戏之真理”,目的是与万物一起争存于世界——这里既有老庄,又有进化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无为或返归自然,常常成为士大夫在“穷”(人生不顺)时所持的生命姿态和心理平衡术,是暂时的停止或战略的退却,目的还是嗣机求取仕途腾达。但科举的取消,永远中断了知识分子与主流社会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归宿,于是这些与主流社会疏离的文人,在无可奈何中另外寻求人生的价值支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游戏世界》同人,最终找到的,已不完全是(后来就完全不是)老庄式的退守、独善,而是准艺术的游戏。他们这种对艺术所持的“游戏”态度,对世界的无为姿态,是在不得已的苦恼、绝望中的“顿悟”,其间自然有老庄哲学的影响,但不能忽视的是与西方非功利(即游戏)艺术观的契合。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道德功利主义,西方人对文学艺术的起源与功能,向来有“游戏”一说,认为艺术的产生与存在,是类似于孩童对游戏的需要,是无目的、非功利的,其惟一的功能,就是精神的愉悦。康德以来的西方近现代美学,将西方传统的游戏观念提升为诗化哲学理论,文学艺术的“游戏”,就是人类审美、自我观照的自由境界。以康德、尼采、叔本华为前驱的西方近现代生命哲学,不但推进了西方纯艺术的发展,其观念也影响到了清末的中国。

比较当时很多以“觉世”为宗旨的新小说杂志,《游戏世界》的创作倾向,更接近自由的纯文学。因而,它明显对当时小说界喧嚣的功利主义追求相当不满。它指责当时小说创作“朝脱稿而夕印行”、“拉杂成篇”的粗制滥造风气,认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之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之世界……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而求一良小说足与前小说媲美者卒鲜”。原因自然是时人基本不以文学创作的姿态写小说,而是揭露时弊、开启民智的新闻、政论式写作;作者并不追求作品的艺术生命,而是急于获得读者的反应与喝彩,好些小说在体裁上几乎与新闻没有区别。《游戏世界》推崇小说的“传世”品格,而这种境界只能来自非功利、无利害的纯艺术创作姿态:

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

《游戏世界》对“游戏”的追求,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但它毕竟是新文化萌生之初的产物,其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转换、磨合的痕迹很明显。它假游戏之名,的确在有意识地追求与正统载道文学不一致的非功利倾向,但更多是为表现一种自居边缘的自由姿态,在思维或观念上,它并未真正摆脱正统文学观念。它的极其有限的“现代性”,是在读书人“入世”之途突然斩断、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对自由和西方观念的随意玩味,因此思想既不系统,而新旧杂陈、鱼龙混杂的情形也比较突出。《游戏世界》第十期闲云馆主李丽荣就“游戏”与“载道”的关系作过如下阐释:“道无定体,因人而立。世之淫词绮语,坏人性情、荡人心志者为背道之书;否则才人妙笔弹词,挥洒自如,以新奇为宗旨,以活泼为方针,无论长短,亦皆以灌人脑筋,睿人智慧,进而达于文明之极点……”这是在以正统的载道话语解释:“游戏”也是载道,而且是最妙的载道。最体现《游戏世界》保守特点的,是1907年第十一期上寅半生就《迦因小传》两种译本对林纾译本的指责。

真正在审美意识上更多接受西方思想,有意识地应用西方纯艺术理论,并在刊物宗旨和品格上具有更统一的现代性倾向的,是1907年由曾朴做总理,黄摩西、东海觉我主编的《小说林》杂志。《小说林》同人,倒不是像寅半生那样苦求科名而终被历史愚弄,他们对科名甲第早就产生叛逆。曾朴20岁中举,进士考试偶然落第,但对科名、做官没有兴趣,苦读法文,钻研西方文学,戊戌事件后辞官回江南,与徐念慈(东海觉我)一起办新式学堂、创小说林社。徐念慈“弱冠淹贯中外学术,擅算术,能文章,以时誉鸣于乡”,21岁中秀才后就抛弃了应试学问,“弃帖括之学如敝屣”,而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他们是清末知识分子从士林的功名利禄中自我放逐的先觉者,自觉地“边缘化”,从西学中吸取养料,充当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及文学的拓荒者。

“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小说林》首先将小说由思想、教化的利器,回复到文艺的“美”的位置上。《小说林》杂志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对于文学的自觉;而这个自觉又是仰赖于杂志同人理性接受并基本融会贯通的西方现代美学知识。它抛弃了“载道”、“觉世”、“唤醒”等观念,用“美”、“审美”、“理性”、“理想”等西方现代美学概念阐述文学与小说的本质:

黑搿尔氏(Hegel,1770—1831)于美学,持绝对观念论者也。其言曰:“艺术之圆满者,其第一义,为醇化于自然。”简言之,即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也……又曰:“事物显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而不在于抽象理想”。

……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

这里所借的黑格尔关于艺术审美本质的学说,实际代表了康德以来欧洲近代美学中普遍的艺术观念。相对于当时文坛对西学的隔膜与一知半解,《小说林》杂志同人对西方文学哲学的了解就深入、直接得多了。

曾朴在1895年进同文馆苦学法语,后又跟旅法多年、通晓法国文学的福建造船厂厂长陈季同系统学习法国文学。在陈季同的指点下,曾朴花了几年时间系统阅读和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文学原著。在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熟悉、了解上,曾朴在晚清作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徐念慈不但精通算术等西学,也熟悉外语。这个背景使《小说林》一开始就站在了较高的起点和宽广的视野上,因而这份杂志在晚清显得非常独特。

《小说林》在理论话语与思维上,不但与政治化的《新小说》很不同,也与新闻化和通俗化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不同,它更带现代色彩和纯文学特征。黄摩西在发刊词上,不但阐明小说的本质是美,而且还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方法,精辟地论述了文学与哲学、科学、法律、道德的区别。《小说林》同人对于当时新小说界过分拔高小说社会功用的风气颇有微词,认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他们描述当时小说界的情形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起,学步载途”,对新小说界功利主义的浮躁风气大表不满。

由于有理性的美学准则,《小说林》同人能够本着艺术的真诚态度看待中国传统小说。“当时的风气,几于绝对地赞扬外国小说,而否定中国的说部。”就在新小说界纷纷模仿西洋小说而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过分贬低时,以翻译西方小说为重点的《小说林》,却能够秉持公心,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名著的优点做出客观评价,并指出当时小说界西方崇拜的盲点。

由于刊行时间不长(总共一年半时间,共出12期),又主要以翻译外国小说为主,《小说林》虽然在当时与《月月小说》齐名,但后世人记得的更多是《月月小说》,而不是《小说林》。但《小说林》的纯艺术姿态和它的艺术品位,实在值得文学史记上一笔。作为晚清最有名的小说杂志之一,《小说林》的创刊对于晚清文学格局的形成关系十分重大,小说林社还贡献了《孽海花》这样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高于同时代小说的作品。

晚清还有一个以“游戏”为文学下定义的人,就是王国维。但是,比较起半新不旧的寅半生,王国维对“游戏”的理解与阐释,已经上升为自成体系的哲学观,成为近代最完整和系统的、与西方观念沟通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生而岐嶷”,幼时读书“敏异常儿”,年未及冠就“文名噪于乡里”,但由于并不喜欢八股帖括之学,两次乡试都未能中举,而专心致志于他所喜好的古诗文。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谋生,入《时务报》做书记员,后又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由于家贫,也由于生性不愿将生命消耗在无意义的应试学问中,王国维在艰难的谋生与求学中,终于走了一条与一般士人决然不同的道路,成为“前现代”时期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并成功地融合中西学术,创立了现代相当独特的中国文学理论范畴(境界说)的人。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基本上建立在以康德为先导的西方19世纪末生命哲学范围内。尽管王国维因为自己“感情苦多而理性苦寡”,没有继续研究哲学,最终舍弃了“可信”而“不可爱”的哲学,而在叔本华的美学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契合的话语,但是,叔本华美学思想本来就是在对康德哲学的继承和批判中建立的,而王国维自己也曾前后两次、花了四年时间(1903—1907年)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哲学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与艺术观。所以,王国维文学理论的“游戏说”,根本上说,是师从康德的。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王国维这一段话,几乎完全包含了西方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学起源于游戏的观念。但是,王国维从哲学的高度,对“游戏”进行的解释,则体现了康德的影响:

美术文学徒非慰藉人生之具,而宣布人生最深之意义之艺术也。一切学问,一切思想,皆以此为极点。人之感情惟由是而满足而超脱,人之行为惟由是而纯洁而高尚。

所以,他认为“无高尚伟大之人格”,就没有高尚伟大的文学。

1903年,王国维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第56号上发表《论教育之宗旨》,认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格健全的“完全之人物”,而培养健全的人格,除了德育、智育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而通常被人们忽略的“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

在这里,王国维比较德育、智育与美育的关系,强调美的无关“一己之利害”性及美感的“纯粹”性,充分体现出康德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界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不涉及功利计较的纯粹的愉悦。

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之上,王国维形成自己独特的与传统中国文学观念非常不同的文学理论。他认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他将以实利为目的的文学称为“□□的文学”,认为那是“非文学”;而将缺少真感情与真精神、为求“文学”之名而模仿、造作的文学称为“文绣的文学”,认为这也不是真文学。王国维的所谓“真”,包含着对人生感受的“真切”、对艺术的“真挚”、表达之“真实”和人格独立之“真率”。因此文学不应以政治或社会的兴味为兴味,不应与功名利禄相伴随,不应造作模仿。所以,王国维的“游戏说”,是从人的审美活动的本质与特征进行概括的,其“无目的”与“纯快乐”,是以“人的文学”为前提的,因而此“游戏”不是简单的生物快感,而是人的美感。

王国维对文学家最精彩的阐释是:“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以文学而生活”。也就是说,王心目中的文学艺术是纯粹的生命活动,完全与功利计较不沾边。但这个“纯粹”,只是对计较利害的功利性创作而言,所以决非不关人生的冷漠。相反,王国维心目中的纯艺术,是浸透了生命痛苦体验、对人生有着深切关怀、真挚体验的;而且这种人生的关怀和体验愈真挚、愈深切、愈与生命不可分,则艺术便愈纯粹,王以“境界”来概括这种纯粹。王国维对《红楼梦》的阐释,完全脱离了当时盛行的索隐、考据之风,以全新的生命感受来解读这部含义丰富的悲剧名著,使当时所有《红楼梦》研究黯然失色,其给人的启发,深于一切对曹雪芹与《红楼梦》故事、人物关系的诠释。

王国维对文学的阐释,显然与晚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功利观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对文学的阐释,卓尔不群,自成标格,实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贡献了一种崭新的语言,一种更具体地体现“现代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是传统文学与美学中不曾有的,又不能切合现代中国对“实用”的渴望,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没有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艺术观念,甚至在功利主义极度盛行的时代,它还常常遭到批判。但是,它毕竟以一种极为独特与独立的姿态,宣布了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思想的诞生。它的价值不是轰动的、迅速产生影响力的,然而却对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产生了潜在而持久的影响。

1906年,正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的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到东京与二弟周作人一道,开始了艰难而又自觉的文学事业。周氏兄弟是1917年后五四新文学的中坚,他们当时的“为人生”姿态也被视为新的“载道”派。但在1908年前后,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并不接近梁启超,而更接近王国维。

1908年《河南》第2、3期上连载鲁迅(署名令飞)的《摩罗诗力说》,他将美感置于文学艺术的“本质”地位:

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家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

鲁迅对文学艺术本质的解释,与王国维如出一辙,都是来自西方而非传统的美学观念。

与乃兄相似,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也以西方文学为“坐标”阐述文学的本质。周作人对当时维新派的文学观甚表异议,将它们归为“未尝蜕古”的“实利之遗宗”。他说传统中国文学观的致命弱点,就是“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他认为,孔子“以儒教之宗、帝王之法割取”《诗经》,并将《诗经》作品的含义锁定在“思无邪”上,这是中国文学实利论的源头。由于积习已久,要改变它,只能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实利之祸,吾中国既千百年矣,巨浸稽天,民胡所宅,为今之计,窃欲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焉。虽矫枉过直,有所不辞,矧其未必尔耶”。与鲁迅相似,周作人所阐述的理想文学观,几乎都是西方人的观点,将“合于美趣”、“寄之美形”等,视为文学的特质。他引用美国人宏德(Hunt)的理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他认为,“文学者有不可或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思想虽为宗主,顾便独在,又不能运成”。

这里,周氏兄弟对文学“功用”的认识,是与王国维基本一致的审美之用,即“所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塑造“完全之人”。袁进曾引周作人《谈虎集·偶感》中的话,推断周氏兄弟曾经受到过王国维的影响。周氏兄弟是否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并不重要,他们文学思想产生的环境却是重要的——居于“边缘”地带,凭着自己独立的思索,直接接触西方的“美术”(即艺术),从而接受西方的艺术理论,无意中与国内热烈追求文学功用的思潮形成了一定距离。周氏兄弟求学的经历就是“走异路,逃异地”,没有像通常的世家子弟那样走读书应试的“正路”,却进了洋务学堂,“将灵魂卖给鬼子”,很为世俗之人看不起。“异路”与边缘,却使他们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在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中,周氏兄弟是较早拒绝传统学术与文学观念、倡导西化的作家。

自然,在具有悠久道统历史的中国,王国维与晚清时期的周氏兄弟,注定是寂寞的。如果不是参与五四新文学,我们相信,周氏兄弟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遗忘。

杨联芬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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