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源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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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纪事本未体史籍兼采二体之长

纪事本末体是继编年、纪传体之后出现的第三大史书体裁。它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起端,是一种以记事为主,每事一篇,独立标题,自具首尾的编纂形式。因为它专记一事,始末了然,故称之为“纪事本末”。

在纪事本末出现以前,编年、纪传二体己流传了很长时间,这两种史书体裁虽各有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唐代史学家刘知在评论二体优点后又指出其各自的缺陷,如编年体对人物“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而纪传体则将相同的一事“分在各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二体》)。又有人认为阅读编年、纪传史书不容易看到完整的历史事件记载,编年是“年不一事”,纪传是“事不一人”,“欲求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袁枢创造的纪事本末体,正是以记事为特长,解决了编年体将一事分载数年而纪传体则在本纪、列传、书志中反复叙述一事的缺陷。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他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试礼部词赋第一,出任温州判官,后为太学录,因与宰相不合,在乾道九年(1173)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这个时期编写的。此后他又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做过工部、吏部郎官和常德、江陵知府等。《宋史·袁枢传》说:“枢常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袁枢的本意原来是想通过精简《通鉴》帮助读者解决阅读这部浩博史书的困难,但却因此创造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史体。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将294卷的《通鉴》,剪裁改编为42卷;将《通鉴》所记1362年的历史总括为239个题目(另附相关事件六十六项),每题一事,每事一篇,详记始末,使“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复它卷而了然在目中”。全书将秦以前历史分立为“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三目;两汉分立为“高帝灭楚”至“袁绍讨公孙”四十三目;三国魏晋分立为“曹氏篡汉”至“魏灭仇池”六十二目;南北朝分立为“刘裕篡晋”至“隋灭陈”四十三目。隋唐分立为“隋易太子”至“朱温取缁青”六十五目。五代分立为“朱温篡唐”至“世宗征淮南”二十三目。《通鉴》全书约五百万字,袁枢书仅200万字左右,其选录材料不及《通鉴》一半,但其书行世以后,却从未有人指责它遗漏了《通鉴》什么重要史实。可见袁枢选录剪裁具有敏锐和严密的眼光,其因类排纂、组织零碎史料为一完整事件的才能更是不可埋没。清代学者章学诚称誉袁枢的创造是“化臭腐为神奇”,他赞扬纪事本末的体例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从实际效果来看,纪事本末体以简练的文字,克服了编年、纪传的弱点,将各个历史事件的全貌集中反映出来,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章氏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自袁枢创造纪事本末体裁以后,续作的纪事本末体史籍接踵而来,这些续作继承、发展了纪事本末的体例,其进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仍属“抄撮它书”的旧法,但取材的范围有所扩大。在宋代,继续从编年体史书改编成书的有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此书全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每事一篇,共345篇。此外,还有章冲依《左传》编成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明代陈邦瞻编写的《宋史纪事本末》109卷和《元史纪事本末》27卷,依纪传体史书《宋史》《元史》改编,扩大了这类史书的取材范围,使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了“礼乐仪”“正雅乐”“治河”“学校科举之制”“道学崇黜”“佛教之崇”等反映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专题。当然这些专题也是作为事件来叙述的。

第二阶段的进步比较明显,此期的《明史纪事本末》摆脱了对它书的依傍,独立创作,走在正史的前面。《明史纪事本末》80卷,清初谷应泰撰,凡八十目,记事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该书比官修纪传体《明史》早80多年成书,当时遗留的明代史料较多,可供写作时采用,因此其史料价值较高。书中有些内容是《明史》没有的,有些史实又是两书不同的,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可以补《明史》之不足,也可以发挥考史的作用。此前的纪事本末史书,仅在体裁上发挥优势,简明易读,便于普及历史知识,而《明史纪事本末》又兼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对于推动纪事本末史籍的发展,影响巨大。

第三阶段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考辨史实、进行体裁形式改革的特点。这类史书的代表是清代高士奇编的《左传纪事本末》53卷,李有棠编的《辽史纪事本末》40卷、《金史纪事本末》52卷。《左传纪事本末》按周、鲁、齐、晋、宋、卫、郑、楚、吴、秦等11国排列,在各国下又选取大事标目成篇,分国标举大事,更容易让人在春秋列国纷繁的史事中把握事件发生发展的头绪。然而更重要的是,编者在正文之外,博采《公羊传》《觳梁传》《国语》《史记》等20多种先秦、西汉典籍,以“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五种形式增加了考辨内容。所谓“补逸”,是利用其他典籍的内容补《左传》之不足;“考异”是编撰者考出其他典籍与《左传》记载的不同,以便读者参考;“辨误”是以《左传》的记载去证明其他史书的错误;“考证”是利用其他史料为本书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和补充;“发明”是用来阐明《左传》内容的含义或表达编撰者对史实的评论。《左传纪事本末》的考辨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五十,正是这些内容保证了自《明史纪事本末》以后这类史书在考史方面的参考价值和学术风格。稍后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的“考异”内容更丰富,分别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各书的参考引用书都多于五六百种。“考异”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同名异名考、地理沿革考、史实异同考等。

纪事本末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是涌现出大量的专题性著作,并逐步向近代史籍过渡。专题纪事本末不同于记叙一个朝代的断代史本末,也不同于记叙几个朝代的通史性本末,它是专就一个历史问题 编撰成书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如清代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4卷,专记“南明”的历史活动,分“三藩僭号”到“杂乱”等22个标题,一一叙事。清代编写的专题性纪事本末很多,它们是后世专史研究的先驱。其中有两大类较为突出,一类是记清朝武功的“方略”“纪略”书,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三十种;另一类是记清王朝与列强交往的屈辱史,如《中法兵事始末》、《筹办夷务始末》、《各国立约始末记》等等。

如以朝代性纪事本末体史书来说,举其较有代表性的12部著作,按所记时代先后排列,便已通贯古今、在史籍编纂学上自成系统了。如:《绎史》160卷,清代马磷编,辑录上古至秦末史迹,每事一题;《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清末李铭汉编,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改作,记北宋至元110件史事、《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36卷,清代张鉴撰;《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80卷,清代黄鸿寿撰。

纪事本末体史书为我国史籍的多样性、连续性特征增加了新的内容,是继编年、纪传体史籍以后的一大流派,值得重视和加以利用。

闻明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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