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的统帅

第8章 开辟建立工农武装的道路(4)

待到古城会议上,要在井冈山“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就成为必须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争论也随之而起。有人提出,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而且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听了摇着头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的,我们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贪小利误大事,对他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历来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而得利。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

古城会议后的10月6日,毛泽东即前往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两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见面时,毛泽东赠送袁文才步枪一百支、王佐步枪七十支,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扩大队伍。原以为工农革命军是来抢地盘而心怀戒备的袁文才,被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诚挚态度所感动,消除了疑虑,表示一定尽全力解决工农革命军的吃粮和伤病员的安置问题,并当即送六百块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之需。

本是同根生,无缘互为敌。毛泽东宽阔的胸怀,大度气量,远大的设想,征服了袁文才的心,赢得了可贵的友谊。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分两路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得以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至此,工农革命军就在井冈山安了“家”。

安家茅坪之后,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考虑王佐的态度问题。显然,王佐已从结拜弟兄袁文才那里了解到工农革命军的许多情况,但还要做许多工作,才能真正使王佐感到与工农革命军联合是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以扩大政治影响,熟悉井冈山地形,调查周围情况,等待王佐表态,并与湖南各处农军联络。

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毛泽东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三人到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多指示。他说,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可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毛泽东最后叮咛说:你们去了,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人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何长工、陈伯钧等人受命,到了袁、王两部后,一方面尊重袁、王,搞好关系,取得袁、王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改造工作。遵照毛泽东和前委的指示,他们对袁、王两部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造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袁、王部队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在征得袁、王同意之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部队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过去,袁、王部队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便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博,使这支部队缺乏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不训练的状况,提高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袁文才部队被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王佐部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同时,工农革命军派来的干部还帮助袁、王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指挥能力。从前,袁、王部队沿袭老土匪朱孔阳提出的“打圈子”的战术,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变了这种状况,使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1928年初,何长工运用工农革命军的作战原则,帮助王佐打掉了他又怕又恨的死对头、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不仅给王佐除去了心腹之患,也使他更加信赖共产党,信赖工农革命军。从而,加快了改造袁、王部队的步伐。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袁、王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部队作为牟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王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活动。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了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淳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对指挥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部队沾染上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党代表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部队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毛泽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直接或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王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无疑非常之大。为了团结、改造好袁、王部队,毛泽东还抽出时间,到袁、王部队中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述革命的道理,使大家打开眼界,很快提高了觉悟。

在毛泽东、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之下,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也很快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8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下辖两营,共有二三百人。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的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大陇改编,标志着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对袁、王部队改造的成功,创造了我党改造旧式武装的范例,积累了开展军队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兵运工作的宝贵经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与策略思想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进入井冈山的最初阶段,毛泽东一方面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改编,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对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进行了改造和收编,使已缩编为一个团的工农革命军又扩大为两个团,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这块沃土上扎下根来。

确定人民军队的任务和纪律

有一次,毛泽东发现个别战士吃了群众地里的苞谷。除了对违反群众纪律的战士进行批评、教育外,毛泽东托人找来一块竹牌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竹牌上写着: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

1927年10月中旬起,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爆发战争。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地区的茶陵县城敌人兵力空虚,出现了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好机会。此时,住在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缺衣少食。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红米和南瓜,穿的是粗布单衣。此时已进入严冬,山上比山下更冷,战士们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这些艰难情况,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夜思索着改变现时环境的良策。眼前,出现了军阀争战的局面,正是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扩大影响的好时机。毛泽东即和前委的同志决定,下山去攻打茶陵,他把任务交给了工农革命军的特务连和第一营。

11月16日,第一营和特务连由大井、茨坪开赴宁冈的大陇,准备直袭茶陵城。队伍集合之后,毛泽东对整装出发的指战员讲了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现在军阀混战,反动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你们的任务是攻打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脚,脸带微笑,诙谐地说:可是,我的脚不让我革命,这真叫没办法。原来,他的脚上长了疮,行动不方便。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挥挥手,提高声调说,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要向群众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毛泽东讲完话后,由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等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大陇,直扑茶陵县城。负责守城的地主武装挨户团,虽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企图负隅顽抗,然而,在工农革命军的猛烈攻击下,只有夺路逃命。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全城。没几天,就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且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么搞好,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茶陵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不仅四乡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即使是县城的群众工作也没有开展。虽然也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一时间,部队里乱哄哄的。

毛泽东获悉茶陵的情况后,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又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改变,部队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他立即送信给陈浩、宛希先,要求迅速改变现存状况,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之后,县政府去掉了衙门的样式,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在茶陵诞生了,谭震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

12月下旬,李唐战争结束。湘敌第八军吴尚部向茶陵大肆反扑,工农革命军在茶陵无法立足,只好撤回到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砻市。这一天,毛泽东来到砻市,召集部队讲话。他首先表扬部队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勇敢,接着又指出:部队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他对大家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在宣布三大任务的同时,毛泽东还经常教给干部战士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三大任务的制定,既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正确地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又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每打一仗之后,全军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毛泽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要三五天就检查一次工作,例如进行了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没收和分发了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都要作详细的汇报,并逐级上送,直到毛泽东那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三大任务的贯彻执行终于取得了明显效果。

在制定了三大任务后,部队与百姓直接接触多了,毛泽东更加注意军风军纪问题。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教育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三团,直接受到他的教育,注意爱护群众的财物,不损害群众的利益,所到之处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和欢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工农革命军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米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了原委。然而,在当时那种极为艰苦的转战环境中,来自各方各阶层的战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免不了要时常发生,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尤其是进入井冈山地区后,工农革命军与袁文才、王佐部队在群众心目中更有了比较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造袁、王部队,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决定用明确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字形式,把必须遵守的群众纪律加以严格的规定,以保证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自觉性和体现纪律的严肃性。

张琦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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