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案之谜

第3章 万历新政,明末中兴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时,朱元璋曾封张居正的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不知怎么迁到了江陵一带居住。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他五岁时入学,七岁时就能通六经大义,十二岁时考中了秀才,十三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湖广巡抚顾璘大加赞叹,只因他觉得张居正年龄太小,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此次他才未中举。三年后,十六岁的张居正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时又高中进士,此时他才二十三岁,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明穆宗的信任。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任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他治国有道,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明朝中叶,贵族豪门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侵占,他们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当时有民谣称:

“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只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当时的农民处境悲惨,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缴十分严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

贵族豪门和大地主囤粮不纳税,农民们却无税钱可纳、无粮可缴,于是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到了正德、嘉靖时期,国家税收更少,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明王朝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据户部统计,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到了嘉靖三十年,各边饷银达五百二十五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八百余万两,两项合计约一千三百余万两,而政府所收正税、加派、余盐贩卖等总共才九百余万两。至隆庆元年(1567年)时,户部统计国库仅存银一百三十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一百三十五万、边饷银二百三十六万、补发年例银一百八十二万,三项统计总支出需银五百五十三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三个月的开支,粮食说说而已,也是很紧张;京仓存粮也只是够供应在京的官军月粮两年有余。

明朝国内也不太平,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危害数十县,天灾人祸,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决定对国家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了邮传和铨政。

他的“考成法”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张居正让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按规定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二百三十七件,抚按诸臣五十四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因为没有完成的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达不到九成的一律处罚,分别被降级或革职处分。

这样的改革还是很有成效的,张居政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则尽行裁撤。

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吸收人才,他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对其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很多有才能的人得到重用,此举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政府开始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在军事方面,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朝廷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三千余座“敌台”;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的贸易,采取和平的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这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

到了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支持务政,他在与鞑靼俺达汗交好的同时,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从此西南地区得以和平;在南方地区,朝廷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他们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潮州府和琼州府的一些叛乱势力,南方得以安定。这对各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也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赋税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的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于是,万历八年十一月,他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从而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一条鞭法”在历史上很著名,它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明朝初期时,国家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交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农民负担较重。

为了解决农民的赋税和徭役繁杂的问题,张居正开始实施“一条鞭法”,其核心内容是:“总括一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说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成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这种办法实行后,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也让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使其比较容易离开土地;同时这又给城镇商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而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实行和推广,使明朝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政府的税收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太仓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三百多万石,可供五六年之用,比起嘉靖年间太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在水利方面,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任用了先前总理河道的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方法,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竣工,河、淮分流,此次治河花费不足五十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二十四万两。徐州、淮安之间八百多里的长堤蜿蜒,河水安流。其间,“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后来运河也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大大便利了粮食和货物的运输。

冷月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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