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不忍池

第4章 中华街是袖珍中国

翔哥已经站在樱木町车站的检票口等我了。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西装上衣,黑色的水洗布裤。我问他是否已经等了很久,他说他也刚到。然后,他看了看我的脸,对我皮肤过敏的事表示难过。他问我脸还痛不痛,我说有点儿痒痒。于是他带我去药店,买了一管消炎药膏。他当场帮我涂药。他的手触碰到我的面颊时,我的心也痒痒了。然后他说这份工作实际上是他爸爸介绍的,所以要我去见他爸爸。

我跟他坐电车去了石川町,因为他爸爸在中华街的一家咖啡厅等我们。

咖啡厅很大,客人很多,但客人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他爸爸选择的座位不太好,就在咖啡厅的中心,出出进进的人都会经过我们身边,我觉得闹心。他对他爸爸说:“你这么早就来了啊。”然后又指着我对他爸爸说:“她就是我说的那个要找工作的女孩。”我赶紧跟他爸爸打招呼:“您好。”他爸爸回了我一句“你好”。没想到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说是他哥哥都不过分。虽然他爸爸坐在椅子上,我还是感觉到他的个子很高。现在我只记得他爸爸也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至于是什么样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但是他爸爸在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东张西望的,根本不看我的脸。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在找什么人,几分钟后,我判断出东张西望是他的一种习惯。

翔哥坐在他爸爸的对面,我坐在他的身边。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会转过身或者歪着头看他。我还保留着他在四川餐厅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太喜欢说话,沉默寡言。另一方面,他爸爸跟他正好相反,非常善谈。说真的,翔哥从容安静的样子,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我们熟悉了以后,当我们成为相爱的一对情侣,我总是被他的安静深深地吸引。对我来说,男人的最终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和多余的复杂性,是为了解释一个存在的梦幻。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功夫去追求,代价大得要我押上了全部的肉体和全部的信心。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错和悔恨,反正,人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有不同的追求。

不久,他爸爸说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解释说,这次给我介绍的工作,是在制果工场做糕点,但是他本人不认识工场的负责人,他的朋友会带我去工场面接。我看翔哥,翔哥要我跟着他爸爸走。我谢了他,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晚上会给我打电话。

翔哥的爸爸带我走进了一间屋子,我想是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看见我跟翔哥的爸爸,他立刻站起来,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说我不会说,但是能看能读,多少也能听懂一点儿。他问为什么。我把对雅子说过的话跟他也重复了一遍。他笑着重复了一句“哑巴老师”,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头盔递给我说:“你坐过摩托车吧?”我说没有。他露出吃惊的样子对我说:“那么就体验一次吧。”他让我跟他走。我小跑着跟着他出了办公室,忽然想起来忘了跟翔哥的爸爸说再见。

照男人的吩咐,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尾座上。男人坐稳了以后对我说:“搂紧我的腰。”因为是第一次坐摩托车,我很兴奋。天气真好,天空湛蓝湛蓝的。我紧紧地抱住男人的腰,摩托车一溜烟地跑起来。

还没觉得过瘾就到了制果工场。男人先下车,我跟着下了车。朝制果工场大门走去的时候,我感到心脏在上上下下地振动。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国人讲究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华街,如果有熟人介绍,如果对方答应面接了,那么面接就不过是走过场。其实,我去面接的那一天,正好是制果工场开张的日子,事前虽然内定了三个工人,但是人手根本不够。场长姓陈,来自台北,后来我们都叫他陈师傅。他告诉我,工场里的活基本上都使用机器,人能干的活很少,也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学习。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漫长而又痛苦的找工作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场长给了我一套白色的制服,要我换了去干活。我吓了一跳,问他:“现在就开始上班吗?”他说是,还带我去打卡机那里教我怎么打卡。开摩托车带我来的男人看起来很高兴,让我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加工资。我谢了他,他谢了场长,然后就离开了。

位于横滨中华街一角的这家工场,很像袖珍版的中国。靠墙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流出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围着工作台做月饼的人都说中国话。墙壁的四围是一面面的铁架子,上面摆满了馒头和肉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工场的这种气氛,我觉得像一种生活,热热闹闹,充满油盐酱醋的气味。有一点场长说得对,就是工场里的活不需要动脑子,既轻松又单纯。

我跟那几个工人很快就混熟了。令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工场一天管工人两顿饭,午饭和晚饭。陈师傅让我们自己做饭:“你们想吃什么,就挑个人去买好了。买回来以后呢,会做菜的人负责做菜好了。”广州出生的卫东一直笑嘻嘻的,大家都推荐他去买菜。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大捆空心菜。大家又让他炒空心菜。他说不好吃也不准埋怨啊,便将空心菜放在油锅里炒了端到饭桌上。日本的大米好看又好吃,亮晶晶的像透明的珍珠,吃起来香喷喷的。绿茶热乎乎的。也许是因为人多热闹,虽然空心菜只用大蒜和盐炝了一下,我们还是把盘子吃了个底朝天。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听音乐,会引起胃痛,还会伤感流泪。那天我一边听邓丽君的歌声一边吃饭,胃竟然没痛。这也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下午的活还是做月饼。我的工作是,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圆圆的球状体,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其他的几位同事吧。除了我和卫东,大刘是北京出生的,而小林则来自福清。有一次,陈师傅问我们知不知道邓丽君,我们都说知道。

说到邓丽君,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一九八七年左右走红的。从小听惯了进行曲的我,第一次从她那凄婉、哀怨的歌声中感知了内心的悲伤。然后是张行的《迟到》、张蔷的《东京之夜》。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精灵般在城市以及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疾病乃至花草等气息。打一些比喻来说的话,我的心病了,城市病了,海突然静了,海水突然凉了,神经支离破碎。现在想一想,喜欢上文学,也许跟邓丽君有一点点儿关系:通过文字来表达心声。

快下班的时候,工场里的电话机响起来,陈师傅说是找我的电话。为了不弄错,我问是什么人找我。陈师傅说是个男的。以为是翔哥的父亲,却是翔哥。没想到翔哥会打电话到工场,真的是又高兴又兴奋。

翔哥说:“是我。”

我说:“啊,谢谢你,没想到面接完就开始工作了。”

“下班后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事。”

“想不想一起吃个饭。”

我点着头说:“好啊好啊。”

“那么,我六点在纲岛车站的检票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说:“好,不见不散。”

我是一鼓作气赶到纲岛车站的。看到我,翔哥一脸平静地举了一下手。正是下班时间,车站的里里外外都是人。车站的附近就是商店街,咖啡店、面包店、饭店、居酒屋,甚至菜店,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有些店的商品就陈列在店门口,比如花店,连柜台都被搬到露天里,有客人买花,店员就在台子上包装鲜花并收钱。

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后来我无数次搬家,我们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但每次约会,都是他比我先到。他会带着我径直去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我觉得他是在见到我之前,就已经将周围的情形把握好了。

法国小说家安德鲁·勃勒东说过一句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的居酒屋,一点儿都不过分。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居酒屋,谁都不看谁,自己喝自己的,非常自在。翔哥带我去的居酒屋,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荀菜樱坂”。进去后,他问我喜欢坐在椅子上,还是喜欢坐在榻榻米上。我觉得榻榻米新鲜,就选择了榻榻米。他告诉我用不着“跪坐”,会导致腿脚麻木,可以“侧坐”“盘腿坐”“伸腿坐”,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于是我伸着腿坐在榻榻米上,果然很舒服。斜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一边用牙签剔牙齿,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脚指头。我最讨厌有人当着我的面摸脚,觉得有点儿恶心。不过我很快就把他忘记了。

翔哥问我工作是不是很累。我说站大半天,当然会累,但干活的时候很开心,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累。他问我喝什么,我要了扎啤。一位年轻的女孩为我们上啤酒。她半跪在饭桌旁边,笑微微地说了一句“请慢慢享用”。我跟翔哥说女孩让我想起了一首诗。他问是什么诗。我唱给他听。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翔哥说我们干杯吧。我举起杯,跟他举到眼前的杯碰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喝掉了一半。因为在工场里吃过晚饭,我肚子不饿,不怎么想吃菜,光喝酒了。之后我差不多一直点温烧酒,而他就一直为我斟酒。酒盅里升腾出的热气在我和他的中间缭绕,很像两个人的呼吸。说真的,他说的普通话很糟糕,但嗲嗲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会痒痒的。

话题聊到我的过去,他想知道我在国内有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宁肯在工场里制果也不回国。我不知道如何跟他解释“毫无意义”。他怎么可能理解呢?

看过《北京人在纽约》的人,也许还记得这句台词:“我变不成美国人,也早就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儿了。”真的是道出了当年很多人对国外的向往。我是一九九二年初来日本的,正是一大批人削尖了脑袋往外走的年代。如果我说是因为关闭的国门再一度打开,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眼,恐怕他是不会相信的。跟我相同年龄的人,或者比我年纪大的人,也许还记得那个时候国内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元人民币。那天我在加油站干了一天,但拿到的工资,差不多相当于国内两个月的工资。如果没记错,工场第一个月给我的工资是十三万。当时的十三万是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国内一年的工资。

来日本真正的原因,是我刚刚跟零儿离了婚,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零儿单位分配的公寓里。零儿搬走了,每天出出进进家门的时候,总是要跟零儿的同事见面,见了面又不得不打声招呼。人生的痛苦可以由我跟零儿分着扛,这种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好像中邪似的,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零儿的同事们却越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与我。我想逃也逃不掉。我跟零儿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虽然部门不同,但工作中经常要接触零儿的同事。九十年代初,我还不懂得为自己换一个工作什么的。大学毕业时,学校决定你干什么工作,你就得干什么工作。这些事我也不想对翔哥说,说了他也同样理解不了。

来日本的机缘是一件紫色风衣,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是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这样说,听起来似乎是在绕圈子,但是事实。两年前,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了一件风衣。我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冲着我竖大拇指。我知道竖大拇指的意思就是“酷”。这样的一件风衣,换在今天的话,一定是非常一般,但在九十年代初,可就是非常时髦的了。整整一个秋天,我天天穿着这件风衣,爱不离身。风衣长过小腿,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统靴。

我有一个朋友叫大头,是挺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他说我穿这件风衣的时候,给他的感觉好似紫丁香在微语。他要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主题叫“跳动的忧伤”。他折腾了半天,从拍的几十张照片中拿起一张说:“结果还是抢拍的这一张最好。”照片中的我,深锁着眉头,两只手插在紫色风衣的口袋里。“你看,”他对我说,“你皱着的眉头,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睛里,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他把照片拿到照相馆放大,用木框镶起来,然后当礼物送给了我。我把照片挂在卧室的墙壁上。

大头是我最喜欢的朋友,但我从来没有给他跟我上床的机会。有一次,他这样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跟其他人恋爱,偏偏就是不给我机会呢?”我取笑他,说原因是他太太养的几十只猫。跟他在一起,我总是能够嗅到他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猫腥气。时间久了,我觉得他本人就是一只猫了。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玩,几十只猫自由自在地穿梭在两间屋子里,床头上、沙发上、电视机上以及厨房的菜板上,都是猫。我从不在他家里吃饭,他太太就在猫睡过觉的菜板上切菜。

大头说:“原因在猫的话,我没什么话可说。”

我说:“这是你的无奈。”

大头从来不会介意我说他什么。我说什么他都会迁就我。他一生中最宠的女人就是我。他为我拍的照片,后来被我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书出版后,他比我还兴奋。他把书高高地举在手里说:“真棒,简直就是明星照。”是的,他总是令我的情绪高高飞扬。

再后来,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我是通过出版他书的中译本认识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在收到书后,决心把封面上的漂亮女孩,变成自己的女弟子,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

说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很多事都有它的机缘。好比那时候我正好跟零儿离婚,正想从那座公寓里逃出去。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

听我说了这么多,翔哥只回答了一句话:“事到如今,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了一句:“其实呢,赚钱也是一件很现实的事。”

(日)黑孩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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