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克托·米耶塞尔
维克托·米耶塞尔不乏魅力。他那张原本棱角分明的脸,在岁月的砥砺下已柔和了许多,而他那硬刺般直立的头发,罗马鼻子,偏暗无光的皮肤,会令人联想到卡夫卡,一个强健有力的,兴许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卡夫卡。他的个子很高,略微偏瘦,尽管因为职业的关系常常坐在家中已经让他多少有些发福。
因为维克托在家写作。可惜啊,虽然他的两本小说《群山将来找到我们》和《输棋》
在批评界口碑不错,而且还获得过一个很带巴黎味的文学奖,却都属于红色腰封并不会带来丝毫读者热潮的那一类,反正,其销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几千册。他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缺少悲剧性的了,一种幻灭正是失败的反面。
到了四十三岁,他已经写作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小小的文学世界在他眼中成了一列滑稽的火车,一些没有车票的骗子在无所作为的列车员的合谋下,堂而皇之地安坐在头等车厢中,而一些朴实无华的天才则留在了车站的月台上——这样的一条消亡之路,米耶塞尔认定自己是不会走上去的。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尖酸刻薄,后来,他也就不再焦虑烦躁了,他会同意乖乖地坐在图书沙龙中,在那里等上整整四个钟头,只为签售寥寥四本书;当坐在他邻桌的一个同样不成功的同行跟他一样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便会开心地闲聊起来。米耶塞尔,他可以显得心不在意,神态冷淡,却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无论如何,他有这方面的才华。但是,一个配得上称为幽默的人,难道不总是“无论如何”都那样幽默的吗?
米耶塞尔靠翻译工作获得收入。他翻译英语、俄语和波兰语的作品,而波兰语是他从小祖母就跟他讲的语言。他翻译过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尼古拉·列斯科夫
,还有上上个世纪的一些作者的作品,没什么人读过的。他同样还兴之所至地做过随便什么,比如——应某个文化节的邀请——把《等待戈多》改编为克林贡语这种《星际迷航》
中残忍的外星人所说的语言。为了在他的银行家债主那里留个好脸面,维克托还翻译盎格鲁-撒克逊的各种畅销作品,它们给了文学一种专为未成年人而存在的二流艺术的身份
。他的职业已为他敲开了虽说不上强大却已然很著名的出版人的门,而他自己的手稿却没能越过他们的门槛。
米耶塞尔有他自己的迷信:他牛仔裤的裤兜里总是藏着一块乐高小积木,最平常的那种,二乘四的凸点板块,鲜红色的。它来自一个城堡的围墙,那还是他父亲跟他一起在他的儿童房中搭成的呢。父亲的工地上出了事故,乐高模型没有搭成,留在了他的床边。小男孩常常静悄悄地端详着它,雉堞、吊桥、小雕像、圆顶主堡。独自一人继续搭建那建筑物,恐怕就意味着接受死亡,而要拆除它也会有同样的意味。有一天,他从城堡的墙体上挖下一块积木砖来,塞进自己的衣兜里,然后拆毁了整个城堡。这已经是三十四年前的事了。有两次,维克托丢失了那一块积木,而他又两次寻找到另外一块,一模一样的。一开始,很是悲痛,而后,就麻木不仁了。去年,他母亲去世了,他把那块小积木放进了她的棺材,又马上找了另一块来代替。这红色的平行六面体不是他的父亲,只是一段回忆的回忆,一面象征着孝心与忠诚的旗帜。
米耶塞尔没有孩子。从情感上,他总是霉运连连,从一个挫折飞向另一个挫折,但他始终带着一种未曾受过损害的热情。由于经常过于冷漠疏远,他总是打动不了人,也就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女人,能跟她一起度过人生的一段漫长时光。或者,他是故意选择了那些伴侣,以保证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不会成功。
这么说其实是在撒谎:这个女人,他早在四年前就遇上了,在阿尔勒举行的翻译工作会议上。那是一次见面会,他在会上解释他如何“翻译冈察洛夫
作品中的幽默”,而她正好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他曾尝试着不要只盯着她一个人看。因为有一个出版人拉住了他:“请问您能不能为我们翻译一下俄罗斯女性主义者柳博芙·古雷维奇
的作品?您觉得怎么样?精彩极了,不是吗?”维克托怎么躲都躲不开。但是,两个钟头后,在餐厅,在等着取甜品的长长队伍中,她正好排在了他的后面,满脸笑容。而事实真相就是,只要有了爱,心里立即就如明镜似的,而且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当然啦,他不会就那样对所爱上的人直截了当地明言相告。她是不会理解的。于是,仅仅为了掩饰一下自己早已成了爱的人质,他去跟她聊天。
终于等到了取熔岩巧克力蛋糕的最后阶段,维克托转过身来,凑到了她的跟前,结结巴巴地问她该如何把“英格兰式奶油”(crème anglaise)一词翻译为英语,既然所谓的法兰西式奶油(french cream)就是尚蒂伊掼奶油。是的,很抱歉,他没有找到更好的译法。她不失礼貌地笑了笑,回答说,可以翻译成阿斯科特奶油(Ascot cream),说话时嗓音有些沙哑,在他听来显得有些虚无缥缈,说完,她就回到自己的桌上,找她的朋友们去了。他一下子竟没有反应过来,还得花费一点儿时间去弄明白,其实,阿斯科特
就跟法国的尚蒂伊一样,也是一个赛马场,但它位于英格兰。
他们交换了几下眼色,他以为从中看到了某种同谋意识,便不加掩饰地前往吧台,希望她能去那里找他,但她却被一番讨论留在了饭桌上。他觉得自己傻得就如一个毛头小子,只得悻悻然回到了自己的宾馆。他并没有在与会者的照片资料中发现她,但并不怀疑还能重新遇见她。整整一个上午,他以各种不同的借口,穿梭于各个分会场找她,但毫无结果。她也没有在大会的闭幕欢庆会上露面。她彻底蒸发了。在宾馆的最后一顿早餐期间,他把她的形象描绘给了组委会的一个朋友听,但是“小小的个子”“褐色头发”“很有魅力”这样的定义从来就说明不了什么。
连续两年里,维克托都会回到阿尔勒来参加翻译工作会议,如果说,他是想亲眼好好瞧一瞧那里的人与事,那更是希望能在阿尔勒遇见她。从此——严重的职业错误——他会在他的翻译中偷偷塞入关于阿斯科特赛马场或者英格兰式奶油的简短段落。而正是在翻译古雷维奇的文集时,他开始干起了这一坏事:在开头的那篇题为Пoчeмy нyжнo дaть жeнщинaм вce пpaвa и cвoбoдy即《为什么必须赋予妇女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序言中,他引入了这样一个句子:“自由并非抹在巧克力饼干上的一种英格兰式奶油,而是一种权利。”他这样做谨慎吗?有谁会发觉呢?无论如何,她对冈察洛夫很感兴趣。但是,不。即便她读过这本书,她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句故意添加上去的话的,出版人也不会的,而且,没有一个读者会的。维克托任由生命之河就那样流淌而逝,实在叫人绝望。
年初,由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出资打造的一个法美友好机构为他颁发了一个翻译奖,奖励他翻译的那样一部恐怖惊险作品。三月初,他前往美国领奖,而搭乘航班途中,飞机进入一阵阵魔鬼般的湍流中。在一段长得似乎无边无际的时间中,风暴把飞机折腾得上下左右乱晃。机长连连说着安慰人的话语,但机舱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他们都将要葬身于汪洋大海,在海浪之墙上摔得粉身碎骨,而米耶塞尔也不比其他人更宽心半分。漫长的好几分钟时间里,他一直死死抵抗着,绷紧了浑身肌肉,牢牢贴在带扶手的座椅上,只为不去遭受那每一次冲击。他的目光避开舷窗,窗外则是一片漆黑的冰雹之夜。这时候,就在他前面好几排的座位上,离一个昏昏欲睡的,似乎没有任何什么能把他唤醒的,戴着风帽的金发男子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了这个女人。如果早在登机的那一刻他就注意到了她的话,那他的目光就一分一秒都无法脱离她了。她让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的那个踪影全无的阿尔勒姑娘,尽管她跟她并不算太相像。从她脆弱的体质、细腻的面容、皮肤的颗粒和苗条的身姿来看,人们还以为这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姑娘呢,但是她眼角边上细微的皱纹告诉人,她已经有三十岁了。玳瑁角质的眼镜框在她的鼻子上描绘出一种转瞬即逝的苍蝇翅膀。偶尔,她会冲她的邻座微微一笑,那是一个男子,比她年长,也许是她的父亲,飞机的颠簸似乎让他们很开心。除非,那是为安慰他人而假装出的从容潇洒。
但是,飞机又落入了一个新的风洞中,突然间,维克托心中的什么东西破碎了,他闭上了眼睛,任凭自身前后左右地乱摇晃,根本就不打算自我控制一下。他成了那样的一只实验室小白鼠,听凭一种强力的任意摆布,不再作无谓的搏斗,乖乖地向死神投降了。
经过了漫长得无穷无尽的一段时间,飞机终于摆脱了风暴。但是米耶塞尔始终停留在沮丧中,被一种可怕的非现实感死死地缠住。四周,生命的气息重新荡漾开来,有人在笑,有人在哭,但是他,却像是隔着一片模模糊糊的玻璃观望着这一切。机长明确禁止任何人在飞机落地之前解开安全带起身,而米耶塞尔,早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无论如何都无法从他的座位上挪开哪怕一点点了。飞机落地后,舱门刚一打开,乘客们便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开机舱,但是,等到整个机舱都快走空时,米耶塞尔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在舷窗边上。一个空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这才勉强站起来。这时候,他又想到了那个年轻女郎,带着更为强烈的意识。他预感,恐怕只有她才能把他从这一非生存的深渊中拉回来。他赶紧四下里张望寻觅,但她早已出了他的视野,而在排队等待入境检查的人群中,他也没有看到她。
领事馆图书出版处的负责人前来机场接他,表现出对这位缄默无语、不知所措的译者的关怀。
“您能确定,您一切都还好吗,米耶塞尔先生?”
“是的。这不,我们差点儿丢了性命呢。不过,现在我很好。”
这单调的口吻让领事馆的人不免有些担忧。前往宾馆的路上,他们就再也没有过一句对话。第二天下午,近傍晚时分,当他又前来宾馆接米耶塞尔的时候,他才明白到,这位译者竟然一整天都没有离开过房间,也没有吃过饭。他不得不再三督促,才让他洗了个淋浴,换了一身衣服。招待会在第五大道上的阿尔贝蒂娜书店举行,就在中央公园的对面。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刻,随着文化专员的一个恳切的动作,米耶塞尔从衣兜里掏出他早在巴黎时就已写好了的答谢词,然后,用一种漠然的嗓音,肯定地说,翻译者的角色就是“通过转换,把囚禁在作品中的纯话语解放出来”。他无力却又很夸张地说起他并不认为这位美国女作家具有的一切优点,而她,一个妆化得很糟糕的高大的金发女郎,此刻正在一边微微一笑,突然,他一下子就不吭声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尴尬场面,女作家一把抢过话筒,很热情很冲动地感谢了他,并肯定地说,她的魔幻传奇将会推出新的两卷续集。接下来,就是鸡尾酒酒会的时刻了;在酒会上,米耶塞尔始终显现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态。
“他妈的,就冲着这样的庆典让我们花费的钱,他也应该稍稍努一把力呀。”文化参赞私下里嘟嘟囔囔个没完。图书参赞则隐隐为米耶塞尔辩护,而后者在第二天早上又坐上了回巴黎的飞机。
到达巴黎后,他就开始哗哗地写作,笔底生风,像是在做听写一般。这一控制不住的文字的机械流淌,甚至都让他沉浸到了一种忧虑的深渊之中。这本书将用《异常》来做书名,是作家的第七本书。
“一生中,我都没有做过一个动作。我知道,向来,是那些动作造就了我,没有任何运动是在我的控制下完成的。我的身体满足于在我并没有描画过的种种线条之间活动。这里头,有着那样的一种自高自大,会让人以为我们就是空间中的主人,而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在毫不出力地遵循着曲线运动而已。界限之界限。将不会有任何一种飞跃能展开我们的天空,永远都不会有。”
短短几个星期,维克托·米耶塞尔,一个写作强迫症的患者,便用这一路货,用这介乎于抒情与玄想之间的种种动荡起伏写满了一百来页纸:“忍受着珍珠的牡蛎知道,它只是痛苦的意识,甚至只是痛苦的欲望。(……)枕头的清凉每一次都让我联想到我血液的虚妄温度。如果说,我还是冷得哆嗦,那是因为,我这一身孤独的毛皮还不足以温暖世界。”
最后的那几天,他干脆就不再出门。给出版社写的小说的最后那段文字说,这一失实症的经验非常接近于某种难以逾越的境界:“假如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便永远都无法知道,这世界究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同样,假如我曾更为真切地存在过,那我也不会知道,我会把这存在引向什么岸畔,而我也看不出,我眼中的视像分离
将会把它的运动变成什么。我就在此,走在路上,脚下并不存在的石子不会把我引向任何地方。我成了那个点,在其中,生与死结合得如此紧密,竟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在其中,生者的面具竟平息在了死者的面容中。今天早上,凭着一片朗朗晴空,我一直看到了我自己,我就跟所有人一样。我并不结束我的存在,我为不朽赋予生命。无奈,最终
,我写下一个最后的句子,它是不会寻求延期的。”
写下这些词语,把文件发给他的女出版人之后,维克托·米耶塞尔深深地陷入一种他实在不可名状的严重焦虑中,他一腿跨过阳台,从上面落下。或者,从上面跃下。他没有留下任何信,但整篇文字把他带向了这一最后的动作。
“我并不结束我的存在,我为不朽赋予生命。”
现在是2021年四月22日,时值正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