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年华:把记忆留住

第8章 那些可敬可佩的老师们

1978年,一个永远难忘的年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

此前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一缕温暖的阳光,使多少人走上了希望的田野……

这些早年遭受迫害的老师们,也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是命运把他们安排到一起,缘分使他们有机会聚集起来。

我的运气好,高中毕业,正巧遇上了这个好机会。197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我梦寐以求的理想高等学校,遇到了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优秀老师。可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他们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一个出类拔萃的群英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从全国各地名牌大学走出来,而且多数是来自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大都市。当年他们或打入“右派”,发配到这边远山区;或响应党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六盘山下山城固原。

有的一直在连班车都不通的偏远山区工作,不讲条件,不讲待遇,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奢望,一干就是几十年。他们把美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是他们无私奉献,才使山区的金凤凰一个个飞向了远方,飞黄腾达。而他们鞠躬尽瘁,却无怨无悔。

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他们已桃李满天下,誉满神州了。可是都已进入了古稀之年,有的已经故去。回顾他们干事创业的那段艰苦岁月,在对他们进行热情讴歌的同时,也不免对他们坎坷曲折的人生产生几分伤感。

古典文学课,由袁伯诚、华世欣、南矩荣三位老师分段担任:

袁老师,讲先秦汉魏南北朝文学。一提起他,读书人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但在固原,乃至宁夏,甚至在全国文化教育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学者、专家。他身材颀长,高大魁伟,走路时右腿虽然稍稍有点跛,但他依然英姿飒爽,精神焕发。他瓜子脸,有一双深邃而智慧的眼睛。有时戴一副透亮的近视眼镜,很有学者风度。右下颌处有一个像魇痣的酒窝,给他脸上平添了几分不寻常的灵气。他讲话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但能听得清楚。听他的课,很过瘾,简直是一种享受。他从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讲到诗经、屈原的楚辞;从诸子百家,讲到四书五经;从司马迁《史记》讲到建安文学,到魏晋南北朝文学。从孔子、孟子、庄子、老子、讲到韩非子;从贾谊、晁错、讲到“三曹”。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事件,一幅幅别开生面的画卷,经过他惟妙惟肖地描述,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来到彭阳,给我诗集《萧关情》作了序。随后又即兴赋诗,挥毫泼墨,书写了“清秋煮酒读君诗,顿觉后生不可轻。携来李杜论至道,苏辛调墨无滋味”的诗句条幅,给了我很高评价的同时,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1934年12月生于山东即墨,1950年只有16岁的他,就参军进入军事干部学校。曾给陈毅、宋庆龄、陈丕显等当过警卫员。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二时,即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西吉中学任教。1964年因诗稿《呕血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3年8个月。1972年5月平反。

先后在西吉兴隆中学、杨茂小学、下堡小学、将台中学任教。1978年秋到固原师专任教。1988年调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任教。著有《中国学习思想通史》《蛮触斋诗文集》。

他的书法潇洒流畅,汪洋恣肆,自成一体。他也是中国书协会员。

在固原工作了27个春秋,可敬可佩啊!

每当回忆起他的时候,就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气概。

华世欣老师,讲唐宋文学。他中等个儿,脸微瘦,时常面带笑容,讲课时牙齿外露,嘴皮微厚。背头,显得颇有学问。唐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大文学高峰。所以他的这门课,就显得尤为抢眼。他明白自己的重任,备课扎实,博览群书,讲课洋洋洒洒,不拘一格。常常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他对唐宋文学史了然于心,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名家名句能倒背如流,所以讲起来就显得格外轻松自然,胸有成竹。他从唐初“四杰”,边塞诗人的王勃、王昌龄、杨炯、庐照邻讲起,到陈子昂、王维,讲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从孟浩然、温庭筠,到李商隐、杜牧、韦庄。每一个诗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首诗都讲得入情入理,多姿多彩。

“唐宋八大家”是他讲的重点之一。韩愈、柳宗元,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还是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当时文坛的最高水平。“三苏”和曾巩、王安石,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和实践者,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华老师对他们的作品讲得可是得心应手,信手拈来。

宋词,无论是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还是婉约派的柳咏、秦观;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文天祥,无论是李清照,还是黄庭坚,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周邦彦、陆游。正是他们把宋词推向了高峰。他每讲到这些的时候,都显得神情激动,兴奋不已,不知不觉就进入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境地。他讲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每当回想起他讲课时的神态,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总是令人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他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给我们授完课不久,就调回了昆明,他是当时中文系10位老师中,最早调走的一个。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再见上一面,我们无不缅怀这位好老师。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虽然走了,但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回忆……

南老师,讲明清文学。他中高个儿,头发梳起,颌面很高。刚见到他时戴一顶深蓝色的老式帽子,说一口地道的隆德话,方音很重,从来不说普通话。他平时显得比较严肃,但讲起课来却幽默风趣,诙谐潇洒,有时后音拉得很长,不时夹杂一些开玩笑的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显出忍俊不禁的样子。他分析人物形象总能抓住要害。作品中的人物,在他的口中,往往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刻画入木三分。特别是对四大名著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至今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他讲元杂剧时,对《窦娥冤》《西厢记》等作品的分析,尤为深刻。有些篇章的精彩片段,他像瓦罐里倒核桃一样,背诵半天,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是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知识渊博,为人厚道,平和谦善,我永远不能忘怀。

他的书法,当时就是数一数二的了。他是20世纪60年代初,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

杨子仪老师,讲古代汉语。他小个头,圆脸,头发梳向右边,有时理个小平头,显得很精干,走路频率快,个性强。从他的一双眼睛中,就能看出他的精敏、睿智和学问。他讲课声音尖亮高亢,太像现在《百家讲坛》中的马骏教授了。如果不看人,你肯定以为是杨子仪老师在讲课,真有“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杨老师对古汉语音韵学研究颇深,有很高的造诣,对地方方言的研究有很高的成就。所以他在人们心中有崇高的威望。

他1940年生于湖南洪江,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年到固原师专任教。1991年调回湖南怀化学院中文系任教。音韵学家,教授。一生写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参与编著了有关高校的教科书。著有《固原县方言志》《实用汉语音韵学》等。

国玉经老师,讲现代汉语。同时是我们尊重和信赖的班主任。他心眼好,热情大方,知识渊博,诲人不倦。中等个儿,微胖。国字脸,戴上眼镜显得风度有加。经常带着笑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课细声细语,但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讲课时嘴角微翘,但丝毫不影响他潇洒大气的姿态。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他对自己讲授的这门课总是有独到的见解,能讲出新意。当时他给我们刻印了很多讲义资料,供我们反复阅读,反复练习。他要求我们天天对着镜子发音,阅读文章,以便校正和纠错。他对语法、汉语拼音、四声等,有独到研究。他讲得细致入微,我们练习得十分扎实。我工作以后,讲课坚持用普通话,能流利地用普通话与别人交流,语法功底好,源于国老师的谆谆教诲。

他对学生很关心,班级也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家学习积极性很高。这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同学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亲如兄妹,从来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国老师生在山东济南。1949年,年仅15岁的他,带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参了军,来到北京。1951年奔赴朝鲜,投入了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战争。

现在每当他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悲壮经历时,总是豪情满怀、激动不已。眼里虽然含着泪花,但还是滔滔不绝地叙说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他在枪林弹雨中经受了考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经受了锻炼。

回国后,年仅20岁的他,选择了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1958年适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国老师响应党的“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吉师范学校教书。

在这里,他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以身作则,整整度过了20个春秋。

1978年国老师调到固原师专教现代汉语。1992年担任《固原师专学报》主编。之后的1993年、1994年《固原师专学报》在全国高校学报评比中屡次获奖,声誉不断提升。

他写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著作有《朗诵论与诗文朗诵》。

丁文庆老师,讲现代文学。他中等个儿,大北头,头发常常梳得油光顺亮。戴一副近视镜,圈脸胡楂。平时不善言谈,不苟言笑。他讲课一板一眼,深邃精辟。几乎不站着,除非板书时,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板书一笔一画,很引人注目与欣赏。但他板书不是很多,两个小时下来,最多也只是七八个字。

他讲课乍听感觉气氛有点沉闷,但只要注意听讲,就会发现他的课逻辑清楚,层次清晰,富有深意,且有很强的感染力。现代文学,大都是写“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这段历史的。这个阶段中国正处在最黑暗时期,仁人志士们在彷徨中摸索,徘徊中探求,很多作品调子低沉,所以对丁老师的情绪,肯定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有时他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当时的环境氛围中了。

他是一位有作为的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有很高威信。刚调来师专,在讲现代文学的同时,就兼系主任。后来又当了校长。

1939年他出生在首都北京。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北京读的。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20岁刚出头的他就被分配到固原师范任教。大都市和边远山区的巨大反差,并没有影响他干事创业的情绪。他爱岗敬业,在固原师范默默耕耘,逐渐有了名气。1978年到固原师专任教,他一如既往,仍然兢兢业业,一边任教,一边为政,一边做学问。在固原工作了整整32年里,他宠辱闲庭、处变不惊,真正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风度与气质。后又调西北二民院任副院长,到2001年退休,现居住在银川,颐养天年。

他一直没有再回北京,在宁夏工作了41年时间。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从普通老师,到系主任,到校长。他一直勤勉自励,笔耕不辍,他教了很多学生,写了很多作品,他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其中诗文合集《两山集》是他的代表作。

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虽然生长在北京,但遗憾的是,我没有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做上半点贡献。然而欣慰的是,我的学生替我补了这一课,圆了我的梦,这就值了,我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前几年固原师专毕业的学生,大都自愿来到当时北京郊区的门头沟、大兴等地教学。现在他们在这里都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有的当了校长、有的当副校长。当年比较偏远的这里,现在都通上了公交、通上了地铁。他们享受到了北京城里人所享受的生活。当他们听说我来这里的消息,他们都不因路远,围拢过来。虽然我不能一一叫上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说是固原师专毕业的,我们就感到十分亲切,距离拉近。他们自报家门,并一一汇报了在北京的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我听了,觉得学生个个有出息。当老师的,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每当回忆起丁老师,我就想起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隐者留其名”的诗句了。

慕岳老师,讲文学理论。他个头高,大方脸,眼睛并不大,但有睿智的光芒。经常戴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是透出几分微笑,嘴皮微厚。他讲课时表现出一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神态。他讲《战争与和平》《红与黑》《茶花女》《死魂灵》等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严谨的教学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为学生树立了典范。

他1934年生于固原,1965年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隆德好水中学、固原师范任教。1978年到固原师专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学报主编。后调到宁夏文联任常务副主席、作协副主席、顾问等职。著有《文学概论》。

杨清楠老师,讲教材教法。他小个头,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清亮的花镜。一双深邃的眼睛,虽然经常透出平静的笑容,但丝毫遮掩不了他委屈创伤的忧痛。讲话声音很小,稍带一些沙哑。虽然说普通话,但湖南口音较重,特别是z和zh不分。从来不戴帽子,即使寒冷的冬天。也许是因为“帽子”压怕了的缘故吧。他额头很高,头发比较稀疏,额前一束头发较长,有时高高梳起,有时偏于一边。他上身穿一件深黑色的丝布外罩,冬天里面穿一件棉袄,春秋穿一件毛衣。经常穿一条黑裤子,一双圆口平底布鞋。给人以朴素自然、低调平实的感觉。

教材教法,与其他课程相比,似乎没有那么抢眼。但是,这门课却至关重要。杨老师教我们如何当老师,如何备课,如何写教案,如何确定文章的重点、难点,如何写课后反思,怎样组织教学,怎样能充分利用45分钟,怎样与学生交流,怎样才能把课上得精彩,等等。从这意义上说,这门课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因为我们毕业都要上讲台,面对学生,落脚点就是看教学能力如何。不管学得如何扎实,都要体现在教学艺术和效果上。杨老师在这些方面是专家,是内行。他为我们登上讲台,给出了很多锦囊妙计,为我们当一个好老师指明了方向。尤其在毕业实习的日子里,用“手把手”教我们,也不会言过其实。

记得我实习是在固原二中,汪少白老师当班主任的初一(2)班。当时要备好几个课,然后抽签,进行试讲。我试讲的课抽到了《卖油翁》,在上讲台试讲之前,光教案就写过十几次,写了改,改了写,每次修改之后,杨老师都觉得不满意,要指出问题,直到修改到天衣无缝,才能试讲。但开始试讲,先要到没有人的地方讲,讲到自己感觉可以了,然后叫几名自己要好的同学,让他们先听。觉得差不多了,再请杨老师过关。一次、两次、三次……不知重复了多少回,杨老师才勉强同意在学生面前去讲。结果上了讲台,由于紧张,脑子一片空白,该讲的没有讲出来,讲出来的没有讲好。把后面要讲的,拉到前面讲了,颠三倒四了。

前功尽弃,不得不从头再来。就这样循环了好几个回合,我才悟出了一些道理,捋出了一些头绪。在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终于恍然大悟、茅塞顿开,脑子像忽然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了一片晴朗的蓝天。

1979年秋,他从大湾中学调到固原师专。正好也是这一年,他把我从高中带着考上了大学。如果他前一年调走,我可能就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所以,他既是我大学老师,又是我高中老师。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大湾中学开始招高中生,他才从一个叫何堡的村子调到了中学。语文、历史、地理、化学,他几乎把所有的课程全包揽了,同时还兼班主任。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门门课都讲得精彩,根本听不够。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之中,不遗余力地拼命苦干。自己刻印复习资料,晚上刻印好,第二天发到每个学生手中,然后再一字一句地讲给我们。当时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文言文,如《陈涉世家》《李塑雪夜入蔡州》《劝学》《师说》《阿房宫赋》《论积贮疏》《木兰诗》,甚至连《孔雀东南飞》等名家名篇,还有“四书五经”中的名段,在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也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从那时起我就深深爱上古典文学了。

还记得他经常讲一些寓言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狐假虎威》《管宁割席》等,富有教育意义的小段文章,让我们句读、解释、翻译。一个小段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做完之后,他再详细讲一遍。

自从他讲课开始,就一改作文原来几周都交不上来的陋习。每次作文当堂课完成,下课铃响自觉交作文本,从来不拖不推。这样,既减轻了我们的作文负担,又提高了我们的写作水平。原来老师出个作文题,简直把人愁坏了,天天为写作文发愁,结果到交作文的时候,还是没写成。是杨老师教会了我雷厉风行快速写作的好习惯。

他对历史课,太熟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等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他根本不用看教案,也不用看课本,所有的知识点,都装在脑子里。课堂上就像放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地呈现出来。

他讲地理课更是一绝,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许有人说我夸大其词。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就会信服。上地理课,黑板上挂着地图。讲到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里有煤,哪里有森林,哪里有河流,他根本不用转过身去指划,只用教鞭,面向学生,往背后图上一指,会不偏不倚地指到他讲的地方,这难道不是熟能生巧吗?

文理分科以后,他就只带语文、历史、地理了。高考时,这三门我都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而当时各门满分是100分。在我心里杨老师是名副其实的教育教学专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杨老师的直接受益者。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思维敏捷,学识渊博,业精于勤,虚心谨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老师。他的课,即使在专家眼里,也无可挑剔。

他在固原师专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2年到宁夏教育学院任古代汉语教授。1998年9月因病去世。我虽然没有看到过他的作品,但不等于他没有作品。既就是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作,也丝毫不影响他在学生心中的伟大,丝毫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丝毫不影响他“一代宗师”的称号。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他去世快20年了,但我觉得他永远活着……

高明泉老师,讲当代文学。他当时是中文系10位老师当中最年轻的一位。1979年刚从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正好赶上固原师专需要人的机会。他只有25岁,风华正茂,年轻有为。高高的个头,带有白面书生的气息,和这些年龄大的饱经沧桑老师们相比,显得有些稚气。但他精力旺盛,勤于钻研,不甘落后,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

后来,高老师致力于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在多年潜心研究与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宋诗特征研究》。2004年5月出版了他的研究专著《宋词管窥》一书。

2002年,固原师专升格为宁夏师范学院后,高老师从原中文系副书记、副教授,擢升为文学院院长、教授。终于在这里做出了显著成绩,有了名望,圆了他一生的梦想。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高老师的人生态度。

朱俊儒老师,讲写作。他当时在中文系也算是年轻的一位了。是比高明泉老师早一年的校友。他当时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身材端庄魁梧。圆脸盘,一双眼睛里透出的是可信的光芒。头发梳得黑光明亮,穿一件很时髦的贴身呢子上衣,皮鞋炫亮。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走路一步一步很稳,给人踏实厚重之感。他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讲课尽心尽力,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当时他已经担任学生科科长了,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1983年,原固原东山的12个乡镇,从固原县析置出来,成立了彭阳县。朱老师抱着建设家乡的愿望,离开了固原师专,来到彭阳。先后在彭阳教育局任教育股长、彭阳二中副校长、彭阳职中校长、教育督学等职。中学高级教师。现已退休。

当时,除了以上10名中文系专业课老师外,还有几位公共课老师。

韩恩荣老师讲心理学;韩维君老师讲教育学;郝生老师讲逻辑学;杨正兴老师讲哲学;冯荫明老师讲过教育管理;郭望岚老师讲过教育史;铁维惠老师讲过写作。尽管他们讲的课有多有少,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尽职尽责的态度,爱岗敬业的作风,执着追求的精神,热爱生活的情趣,落落大方的姿态,宽厚容人的情怀,都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尤其是他们对自己专业的掌握程度,可谓熟练有加。正因为他们才华横溢,所以他们才能在课堂上挥洒自如。我对这些老师打心眼儿里佩服,又很羡慕。

人一生能遇到这样的一些好老师,真是太幸运了。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时的固原师专就处在黑城,学校周围只有两个单位。一眼望去,茫茫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巍巍的群山,再通向那苍苍的天穹。

学校的底子,是70年代在六盘山干校的基础上成立的六盘山大学。1978年,才正式改为固原师专。当时招了中文、英语、数学、化学四个专业160名学生。1979年,招收的专业和人数依然。

宿舍和教室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子。印象中只有饭厅和礼堂是砖土木结构的。不要说有高楼大厦,就连像样的平房也没有。

院子的礼堂前,有一个用青砖砌成的透空圆形花园,三季有花。花园中百花齐放,万艳争春。礼堂不远处,隔着花园有一个高而大的“照壁”,正面书着毛泽东的词《清平乐·六盘山》。中文系老师都住在这西院一排的房间里,每人住一间,一间挨着一间,房间也很小。到冬天就架着炉子取暖。没有集体办公场所,他们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办公,更不要说有专门的办公室了。房子里面仅有的是一张床,一套办公桌椅,一套炉具,有的还有一个书柜,有的连书柜也没有。办公条件十分简陋。

当时学校有两个院子,东院和西院。中文、英语设在西院,数学、化学设在东院。饭堂设在东院,开水房设在西院。两院相距有一里多路。不管老师,还是学生,每天得来回跑两次,除了在课堂见到老师,在吃饭提水的路上天天和老师们照面。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无怨无悔,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坚守岗位……

我们毕业三年后,也就是1984年以后,学校才从这里陆续搬迁到县城里。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们的心志,成就了他们的事业。

我这里有一张当年的毕业照片,是近几年才从朱俊儒老师那里得到的。当年我们照完毕业照以后,就离开了学校,没有拿到。

30年后的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朱老师。在他的玻璃台板下忽然发现了我们当年的毕业照。我们非常兴奋,就把那张照片借来,给我们每人翻拍了一张。

现在每当看到老师那可敬可佩的面容,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

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穿着同一样式的中山装,没有一个穿西装的。但个个笑得阳光灿烂,欢乐开怀。这里我忽然就想起了周总理早年留学日本时所写的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好了,我就用李商隐的《无题》作结吧。虽然不是十分恰当,但我觉得最能表达师生之间的感情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杨廷武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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