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集·散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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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不愿说当年

文学报的编辑促我为他主持的专栏写稿。电话之后是信函,其意也诚,其言也切。这就使我又一次陷于没法儿请求恕免的境地了。区区一千五百字,说什么都无疑是借口。

专栏限定了写第一次获奖感受。此前《小说月报》也来函约稿,要求也只不过区区一千五百字,内容是谈获《小说月报》奖的感受。全国奖也罢,《小说月报》奖也罢,在我,那当年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因为乃是由同一篇小说在一九八三年初同时获全国奖和《小说月报》之“百花奖”。那小说自然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其后,这儿那儿,半情愿不情愿地,便发表了些谈体会谈感受的文字。有的还收在了集子里。集子还是在近年出版的。又谈,自己就先行讨厌自己了。

这区区一千五百字使我为难了整整三天!

今天我刚从大连和沈阳签名售书回来。写好了地址贴上了邮票的信封,从大连带到沈阳,从沈阳带回北京。同行的张抗抗和胡健两位女士大诧,说梁晓声你真的惜时如金到这种地步,还是作秀给我们看呢?

只有苦笑。

不仅不愿说当年,其实也不愿说现在。

六月十八日我从福州领回了三份获奖证书和三个奖杯,还有四千元奖金。

一位老评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有何感受。

我诚实地回答我还是特别看重《中篇小说选刊》奖的。

进了家门我将捧着的三个奖杯往桌上一放,喜滋滋地说:“我回来了!”——并将以前的一个奖杯从书架上取下,总共四个摆在一起。

七十八岁的老母亲从沙发上欠起身问:“发了奖杯,就不发奖金了吧?”我说:“奖金也有啊,四千呢!”老母亲缓缓又躺在沙发上了,自言自语:“奖杯没顶了奖金就好。”上初二的儿子捧着《新华词典》走过来问我——某个词的解释为什么词典上和他学的课文中不一样?我说:“没看见啊?”儿子说:“什么?”我说:“奖杯呀!”儿子说:“看见了。”我有点儿悻悻地说:“看见了也不表示表示?”儿子愣了愣,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爸你俗不俗啊!”他始终没正眼瞧我那一溜儿四个奖杯,也不问我某个字的解释了,一转身离去……妻正巧回来,见桌上的一道“风景”,说:“你打算拍卖么?”我说:“什么话!”刚捧回家来,多少钱也不卖!妻笑了,说:“好像你缺钱花的时候真能卖出个大价钱似的!”我便无话可说。而“阿姨”小芳此时走来细看了一会儿之后问:“叔,木头的吧?”我说:“小芳,记住,这叫脱胎漆器!”她就伸手摸,结果碰掉了一个杯尖儿。我说:“你看你!”妻说:“小芳,别碰他那玩意儿。你瞧他那样儿,还不知在哪儿自己碰坏的呢!”的确是我自己在飞机上碰坏的。小芳又怯怯地问:“叔,往哪儿摆?”我说:“当然都摆书架上!”“天天都得擦么?”问得我也愣了愣。我一赌气将四个奖杯捧到阳台上,摆在杂物柜上……

在我自己的家里并无人为我的获奖喝彩。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外人前总显得格外谦虚的缘故。

我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写小说的人,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非常冷静了。如果有人竟指责我也曾张狂过,那肯定是胡说八道。因为,早在一九八五年,从《世界之窗》上,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当代的一百项社会调查。第七十九项使我知道——在法国这一个具有过世界意义的文学辉煌的国家,仅有百分之五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作家。括号内五个阐明前提的字是——畅销书作家。

那一期《世界之窗》我仍保留着,只不过再也没翻过。

从那时起我就冷静地知道,小说在中国必会和在法国一样,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就目前而言,其实比在法国的境况要好得多!

我曾对几乎我的每一位同行讲到过法国那“第七十九项”调查,但是以后十几年来我仍孜孜不倦地写着,我的大多数同行们也是。

最近在北京某几所中学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最大人生志愿是想当资本家,想当作家的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女生。

我的儿子倒并不想当资本家,但是也坚决地不想当作家。不知为什么他想当一名烹饪大师。对此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表态,因为我更爱吃粗茶淡饭。

一天夜里我失眠,自己也不知是受一种什么心理的促使就走到了阳台上。望着那一溜儿四个奖杯,我觉得我的目光肯定是既含情脉脉又愧疚种种,如同望着一个既难终成眷属又难移情别爱的女子。

这时我就想起了“马五哥和尕豆妹”的故事。想起了其中的一句花儿:

马五哥死也偏爱尕豆妹,

爱得个搭赔上血来……

在中国,除了特例,文学的奖金一向是较低的。文学的获奖证书一向是较普通的一种。文学一向是没有奖杯的,有也常是景泰蓝瓶子。《中篇小说选刊》的奖杯,在当年不啻是一个“创举”。

我的写作,并不一向为获奖。

但我实话实说——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尽管我的获奖证书都收在壁橱里,奖杯摆在阳台上。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我对自己也很清醒——由于接触的社会面驳杂广泛,时有引发创作冲动的人和事撞入思维,故我比较勤奋。由于爱好甚少,天性不喜玩乐,亦不喜结交,故我写的比较多些。由于写的比较多些,由于持之以恒,故拥有了较固定的读者群。由于活得并不潇洒,也就不敢“玩文学”,也就被归为较严肃的作家一类。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就整体创作水准而言,我觉得自己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正如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这也许正是我和我的许多同行孜孜不倦的原因吧?

仅今年一月至六月,我便撕毁了三部长篇的最初几章,约十余万字。类似的构思往往成了同行们听听罢了的“口头文学”。

我所想写的往往是最好不写的。

我所写的往往是许多同行都在写的。

我常郑重地标榜我坚持现实主义,可连我也不得不开始将现实主义荒诞化、魔幻化。“逼上梁山”常使我倍觉内心不是滋味儿……

忽然我发现老母亲、妻子、儿子、小芳都在向我探头探脑。由于我开亮了灯,在阳台上发呆,他们对我半夜三更的古怪行径困惑而不安了……

妻柔声问:“想找胶水儿粘那奖杯是吗?”

于是儿子告诉我胶水在哪儿。

于是小芳告诉我安眠药在哪儿。

而老母亲说:“睡吧,不兴这样,搞得全家人心惶惶的……”

我知道——妻子、儿子、老母亲,包括小芳,内心里其实都是那么体恤我,都希望我别再写了……

而写成了我的最严重的“毛病”,成了我永远也戒不了的一支“烟”了!哪一天我戒了烟,也还是戒不了写……

梁晓声

作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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