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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楼

汪淑萍

小说 / 作品集 · 18.5万字

更新时间:2017-11-11 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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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小说除《胡蝶住院》、《怀孕》、《毛彩儿》等现实题材外,一部分属于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诡异的传奇式故事,然而又不是特别的不靠谱。她善于讲述普通老百姓的个人经历、传说或传奇。本书小说内容有时近于“志怪”,正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譬如《木匠和他的妻子儿子》、《二牛妈拔火罐》等。没有华丽的开场,只有世俗的惊异。每个人物背后总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但是,她的绝大多数小说,却能够扩展到对人情世态和社会底层生活的详细刻画。例如,在描写“还人情”的《二道爷》里,二道爷的亲家母田素华简短的话语和结尾之处的两个小小举动,已经显露了世态的炎凉与人的善良之可贵,起到了欲擒故纵的艺术效果。

品牌:凤凰树文化

上架时间:2012-11-01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数字版权由凤凰树文化提供,并由其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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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蒲公英的约定(序)

易刚

在我粗浅的印象中,女作家汪淑萍宛如一枝精致的蒲公英,澹然勤奋,不事张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沉浸于艺术世界里,埋头写作,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她积极创作,既写中短篇小说,也写散文和艺术随笔,同时还是大提琴演奏者。这令我想到了自己以前比较喜欢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既是著名作家、诗人、哲学家,同时又是大音乐家和作曲家。虽然,我这种蹩脚的比拟和虚拟的联想并没有现实的可比性,但是,华丽而曼妙的音乐,对质朴而本真的汪淑萍的艺术熏陶,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大提琴是管弦乐中不可缺少的次中音和低音乐器一样,汪淑萍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也并非表现的是“主旋律”与宏大叙事;相反,集子中的大多数文字却是低沉而扎实的,具有中国传统叙事的美学特点,例如,她十分看好的中篇小说《万水楼》等。

现在,从大导演到小编辑,从著名作家到文学青年,人们总是喜欢奢谈艺术作品如何才能“接地气”,说白了,就是要广泛接触老百姓,反映最底层普通民众的愿望与诉求,摹写、反映他们的喜怒哀愁。我想,汪淑萍的小说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更好。

汪淑萍的小说,除《胡蝶住院》、《怀孕》、《毛彩儿》等现实题材外,一部分属于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诡异的传奇式故事,然而又不是特别的不靠谱。她善于讲述普通老百姓的个人经历、传说或传奇。传,就是传说、传达的意思;奇,就是指奇异的事情或人物。传奇,作为小说文体的一种,古已有之。

汪淑萍的小说,内容有时近于“志怪”,正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譬如《木匠和他的妻子儿子》、《二牛妈拔火罐》等。没有华丽的开场,只有世俗的惊异。每个人物背后总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但是,她的绝大多数小说,却能够扩展到对人情世态和社会底层生活的详细刻画。例如,在描写“还人情”的《二道爷》里,二道爷的亲家母田素华简短的话语和结尾之处的两个小小举动,已经显露了世态的炎凉与人的善良之可贵,起到了欲擒故纵的艺术效果。

汪淑萍的小说,有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白描的艺术手法,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赘辞烘托,描画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非常重视叙事的简练。这本好看的小说集,部分内容虽说是有些夸张,但我想,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应该都是基于真人真事基础上的对小人物命运的艺术刻画。譬如《大花地的女人们》。

汪淑萍的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关照。尤其是《张四麦和他的草鞋》、《单大娘的青花瓷碗》诸篇,那些发生在红尘中的离奇故事,却也折射出些许社会发展的脉搏。

汪淑萍的小说,有时还擅长心理描写,比如,描写为寡妇做媒的《枣树下的万大娘》,万大娘那一席“声音错落有致,高低起伏,绵长轻曼,又撕心裂肺”的哭,以及细腻的心理描写,都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也含蓄地表达了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汪淑萍的小说,在方言和俗语的运用方面也比较出色。如“咳咳硿硿”;“又不是借了你谷子还了你糠”;“稀饭加米汤——清(亲)上加清(亲)”;“撑腰,撑腰,撑你妈的懒腰”;“啷个”(怎么);“这么早就挺(方言:睡)了呀?”;“你们还在斗私批修呢,我看斗你妈的萝卜丝,批你妈的羞羞羞哟!”……增加了小说的地域特色。

汪淑萍的小说,叙述语言平实,有时又极富诗意,譬如:“‘咚’的一声,日头就被灌进了磨眼。推了几转,日头又被磨成粉末,白白的,细细的。杜大娘把粉末装在药罐里,搅了几搅,清汤寡水的,她又抓了一把正在化着的越来越浓妆的晚霞,像撕桑叶一样,一片片撕下来然后就丢在药灌里。”(《石磨》)

汪淑萍的小说,目前在传统叙事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可喜的进步,这在短篇小说《石磨》中,已有了明显的端倪。它已经不再是严格的传统话语模式,在“接地气”的同时,已有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调。这正是汪淑萍小说“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可惜的是,这种有益的艺术借鉴与尝试,并没有很好地贯穿在《石磨》整个文本之中,也算是美中不足了吧。

因此,我并不能完全赞同当下所谓的“接地气”之说:难道通俗音乐就比高雅交响乐更加“接地气”吗?难道通俗文学就比先锋派文学更加“接地气”吗?难道阿炳的《二泉映月》就比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更加“接地气”吗?难道张春帆的《九尾龟》就比马·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更加“接地气”吗?我才不相信!

我的本意是,包括文学、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都应当坚守“接地气”的本真含义,即:顺乎人理,接自然之气。而万万不能庸俗地将“接地气”仅仅理解为描写了老百姓。甚至于,它很可能还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盖了文学性的缺失,艺术性的沦丧。

因为,包括小说在内的任何文学叙事,都是民族文化心理和文人心态综合的艺术反映。这种艺术反映,无论作家描写了什么,怎么描写,只要“顺乎人理,接自然之气”,都是“接地气”的上佳表现。所以在我看来,当下所谓的“接地气”之说,不过又是某某“大师”或“小鬼”们的一种“伪命题”而已。

蒲公英植根于广袤的大地之间,生长在路旁、田野、山坡之上,虽然矮小,虽然卑微,但她却与天空有一个美丽的约定。而汪淑萍小说之所以努力做到,也正是因为能够接近这一点。毕竟,她的小说是写实的,但同样也是写意的艺术。

是为序。

2012年7月13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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