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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8-08 17:43:00
本书作者尖锐地道破了信息经济时代的惊人真相——知识工作者60%以上的工作时间都花费在处理此类浮浅事务上,而这些工作不仅产出的价值有限,还会永久性地损害人们深度工作的能力!作者创立的“深度工作”概念,其含义为在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专注的职业活动,使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而正因为当前社会深度工作能力的日益稀缺,其与经济成功的关系也变得日渐紧密起来。本书的所有讨论也围绕“深度工作”而展开,作者还强调,深度工作不是一项过时的技能,而是将人们从技术垄断导致的精神异化状态中解救出来的良药。在当前这个以网络为中心的浮浅信息时代,倡导深度工作无异于呼唤一种匠人精神的回归。
品牌:后浪出版
译者:宋伟
上架时间:2017-07-01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数字版权由后浪出版提供,并由其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在瑞士圣加仑(Swiss canton of St.Gallen),靠近苏黎世湖(Lake Zurich)北岸,有一个名为伯林根(Bollingen)的村庄。1922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选择在这里建起居所。最开始他建起一座简单的两层石头房子,将其称作“塔楼”。在一次印度之行中,他发现当地人有在家里开辟冥想屋的习俗,那次旅行之后,他便在自己住所中开辟了一座私人办公室。“在休息室时,我可以独处。”荣格这样评述这个房间,“我随时都带着钥匙;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个房间。”
记者曼森·卡里(Mason Currey)在他的著作《每日仪式》(Daily Rituals)中整理了各种关于荣格的材料,重现了这位心理学家在塔楼中的工作习惯。卡里在书中写道,荣格会在早上7点起床,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在私人办公室中度过两个小时不被人打扰的写作时间。下午,他通常会冥想或在周围的乡村长时间漫步。塔楼里没有电,因此日光暗去夜色朦胧之时,油灯为亮,壁炉送暖。荣格会在晚上10点上床休息。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感觉能够在这座塔楼里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恢复。”
尽管我们很容易将伯林根塔楼看作度假屋,但是回顾荣格的职业生涯,人们会发现这座湖边居所显然并非为躲避工作而建。1922年,荣格买下这片地产的时候还无暇度假。仅仅一年之前,在1921年,他发表了重要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总结了长久以来荣格与其曾经的好友兼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思想的诸多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提出质疑是很大胆的举动。想要支撑自己的著作,荣格需要保持清醒的状态,创作出一系列有见地的文章和著作,进一步支持和发展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他后来也被称作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
荣格在苏黎世期间开展演讲和心理咨询,一直很忙碌,这一点很明显。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忙碌生活。他想要改变我们对潜意识的认识,而这个目标需要更深入、更缜密的思考,这在忙碌的都市生活方式下是做不到的。所以荣格隐居到伯林根,并非逃离职业生活,而是为了职业生涯的发展。
卡尔·荣格后来发展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当然,他最终的成功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本书中,我的兴趣点会落在下述这项技能上,而这项技能显然对他的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深度工作(Deep Work):在无干扰的状态下专注进行职业活动,使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这种努力能够创造新价值,提升技能,而且难以复制。
深度工作是唤醒你当前智力水平下的每一点价值所必需的。经过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数十年研究,我们认识到伴随深度工作而来的精神紧张状态对于提升我们的能力也是必需的。换言之,想要在诸如20世纪初期学院精神病学等需要认知能力极高的领域鹤立鸡群,深度工作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
“深度工作”的概念是我创造出来的,而非卡尔·荣格的说法,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的做法却像是理解其中深意。荣格在树林中用石头建起一座塔楼,以此实现职业生活中的深度工作——这项任务要求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塔楼生活也使他抛开了短期利益。恰如曼森·卡里所写的,频繁移居伯林根的行为,减少了他的诊疗工作,但要注意:“尽管有很多病人依赖荣格诊疗,他还是不惜抽身离开。”尽管优先考虑深度工作是一种负担,但对于他改变世界的目标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如果探究一番远近历史中其他重要人物的生活,你会发现深度工作在他们身上是非常普遍的。比如16世纪的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早在荣格之前就在远离自己法国城堡石墙的南塔楼区建起了一座私人图书馆,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大部分都在纽约库阿里农场的一间小屋里完成,当时他在那里消夏。吐温的书房离主要房屋区太远,以至于他的家人要吹号吸引他的注意力,召唤他去吃饭。
历史再向前推移,就可以看到剧作家、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了。在1969~2013年这44年的时间里,伍迪·艾伦编写并导演了44部电影,获得23项奥斯卡奖提名——对于电影艺术作品而言,这个比例高得惊人。在这段时期里,艾伦一直没有电脑,所有写作都不受电子设备的干扰,而是在一台德国奥林匹亚SM3型号的手动打字机上完成。此外和艾伦一样拒绝使用电脑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他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工作,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后,记者都找不到他。J.K.·罗琳(J.K.Rowling)确实会使用电脑,但是广为人知的是,她在写作《哈利·波特》小说期间会远离社交媒体,尽管这段时间恰逢科技迅猛发展,公众人物也多对此趋之若鹜。罗琳手下的工作人员最终还是在2009年秋天用她的名字开设了推特账户,当时她正在写作《偶发空缺》(The Casual Vacancy),开设账户之后的头一年半里,她只发布了一条推特消息:“这是我的实名账户,但恐怕我不会经常发声,因为当前纸笔仍是我的最爱。”
当然,深度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人物和厌恶电脑之人。众所周知,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每年都要进行两次“思考周”,在这段时间里,他会远离世事(通常是在湖边小屋),只读书,思考大局。正是在1995年的一次思考周中,盖茨写下了著名的“互联网浪潮”(Internet Tidal Wave)备忘录,将微软的注意力转移到一家名为网景通讯(Netscape Communications)的新兴公司。另外很具有讽刺性的是,被称作网络朋克作家的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参与创造了流行的网络时代概念,我们却几乎无法通过电子通讯的方式联络到他——他的个人网站上没有提供电子邮箱地址,还贴出一篇文章,解释自己故意不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因。下面一段话是他曾经对此的解释:“如果我如此安排生活,能够得到很长的、连续的、不受人打扰的时间,我就能写作小说。反之,如果我备受打扰又会怎样?不会有一部传世的小说……而是会有许多封发给个人的电子邮件。”
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身上,深度工作的普遍存在现象很值得强调,因为这种现象与当代大多数知识工作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群体过快淡忘了深度工作的价值。
知识工作者之所以远离深度工作,原因显而易见——网络工具。网络工具是一个非常广的门类,包括电子邮箱和短信等通讯服务、推特和脸谱网等社交网络,以及BuzzFeed和Reddit等炫酷的娱乐信息网站。这些工具的兴起,辅以智能手机和可联网办公电脑的广泛使用,将大多数知识工作者的注意力肢解得支离破碎。2012年,麦肯锡的一项调研发现,知识工作者平均每周有超过60%的工作是进行电子沟通和网络搜索,其他工作者们则有将近30%的时间只是用于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
这种注意力支离破碎的状态不可能带来深度工作,深度工作要求长时间无干扰的思考。然而与此同时,现代知识工作者也并没有游手好闲。事实上,他们称自己和以前一样忙碌。这种矛盾是由何产生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努力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中原由,这种努力恰与深度工作的理念相悖:
浮浅工作(Shallow Work):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任务,往往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开展。此类工作通常不会为世界创造太多新价值,且容易复制。
换言之,在网络工具的时代,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地用浮浅工作——像人工网络路由器一样不断地收发电子邮件,不断被小事扰乱心神——替代了深度工作。诸如研究新的商务策略或撰写重要的经费申请报告等重大工作,本可很好地受益于深度思考,却也在受到干扰之后变得支离破碎,得不到很好的完成。
对深度工作更不利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向浮浅工作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很容易转变的。在极度浮浅的状态下度过足够的时间,将永久性降低自己深度工作的能力。“网络似乎剥夺了我专注和沉思的能力。”记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2008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发表的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坦言,“而且不只有我是这样。”卡尔由这个论点出发,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后入围了普利策奖终选名单。为了写作《浅薄》一书,卡尔搬到一间小木屋里,强迫自己与世隔绝。
网络工具促使我们从深度工作转向浮浅工作的观点并非新有。《浅薄》仅仅是近期一系列探究网络对我们大脑和工作习惯影响的书籍中最早的一部。后续的作品包括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的《哈姆雷特的黑莓》(Hamlet's Black Berry)、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的《电邮的暴政》(The Tyranny of E-mail)和亚历克斯·索勇-金·庞(Alex Soojung-Kin Pang)的《分心成瘾》(The Distraction Addiction)——所有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赞同网络工具使我们从必须专注完成的工作上分心,同时也降低了我们保持专注的能力。
鉴于现在已经有诸多证据,我在本书中不会再耗时证明此点。我希望我们能够认清网络工具对深度工作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还会回避此类转变所带来的长期社会影响等宏大的论题,因为此类论题往往会争辩无果。在这场论辩的一方是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和约翰·弗里曼等对科技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认为很多此类工具至少在当前的状态下,会对社会造成损害。而另一方是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等对科技持乐观态度的人,他们认为这些工具当然会改变社会,但是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好。比如谷歌或许会使我们的记忆力退化,但是因为我们此时能够搜索到任何想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不再需要好的记忆力。
我在这场哲学论辩中并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在此话题上的兴趣在于一种更实际和关乎个人利益的主题:向浮浅工作转变的工作文化(不管你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好还是坏)使少数能够抵抗此种潮流、优先考虑深度工作的人享有极大的经济前景和个人发展机会。不久之前,来自弗吉尼亚的一个名为杰森·本(Jason Benn)的无聊年轻人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
人们经常会发现自己在大家的经济生活中并没有价值。杰森·本在开始一份金融咨询的工作后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自己工作的绝大部分职责都可以靠一份Excel脚本自动“拼凑到一起”。
雇佣本的那家公司为涉及复杂交易的银行制作报告。(“这份工作很有趣,和听起来一样。”本在我们的一次采访中开玩笑说。)制作报告的过程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手动将数据输入到多张Excel表格中。刚入职时,本需要用上6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份报告的表格填写(公司里最熟练的老员工则需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本不太能接受这样的状况。
“公司教我的办法很笨拙,需要大量的手动劳动。”本回忆说。他知道Excel有一项叫作宏的功能,使用者可利用这项功能自动完成同类任务。本阅读了相关的文章,很快就制作出一张新的电子数据表,其中包含一些此类的宏,可以取代6小时的手动数据输入过程,基本只需点击一下便可完成。写作报告的过程本来要耗费他一个工作日的时间,现在只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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