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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鬼才:李贺传

孟红梅

传记 / 文学家 · 26万字

这是一部在结构上不同寻常的人物传记作品。作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解构传主的一生,而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着重写了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得隽、举进士因讳遭毁、任职奉礼郎等决定人生命运和走向的关键节点和重大事件;下篇以李商隐为向导,通过对李贺姐姐的走访,引出李贺的外貌长相、个性特征,进而系统地追溯出其家世背景、成长环境、人生际遇、命运结局等。作者把李贺生平事迹、性格命运同介绍李贺诗歌的名篇佳作紧密结合,在诗歌中寻找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更着重分析了李贺诗歌的艺术魅力和才华,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李贺的天纵奇才和悲惨命运。作品语言优美,充满感情,深具画面感。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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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章 前言

提起唐代诗人李贺,往往让人首先想到“诗鬼”这个称呼。这与李贺在诗中喜欢用“血、泣、鬼、死”等阴冷的字眼,喜欢徘徊在“墓”前,捕捉鬼蜮的香魂不无关系。李贺存世的二百四十首诗歌中,最有特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恐怕要属这类描写鬼神幻境的作品。但这些鬼神诗大多以写天神为主,真正的鬼诗很少。如《苏小小墓》,李贺不过是通过幽灵作为载体,表现对爱情的渴望和失恋的痛苦。所以,称李贺为“诗鬼”较为褊狭。明代屠隆在其《鸿苞集》卷十七中曾明确指出,“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非也”。他说李白和李贺的诗都是“仙人语”,只不过李白是食人间烟火的,而李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如果说李贺是“鬼”,那么天帝怎么能召他为新建白瑶宫作记?鬼都是在地狱里的,能上天堂的可知不是鬼。自然,李贺诗也不能以“鬼”诗而论。

但不管李贺是在冥域写“鬼”诗,还是在“天上”作“仙人语”,都远没有他在人间写人、写事的作品多。清人姚文燮在《昌谷诗注自序》中曾将李贺诗比美于杜甫诗,赞誉为“唐《春秋》”,称“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语固然有些拔高了李贺,但李贺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或揭露时弊,或抒发怀才不遇愤懑之情的作品,无疑是其诗歌中呈主导色调,最突出、占比重最大的部分。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将讽刺的笔锋指向迷信的皇帝、割据的藩镇、弄权的宦官;将同情的笔触用在备受压榨的劳动人民身上。他渴望为国所用,为国立功,在悲苦穷愁中不懈追求,奋发向上;他感叹人生的短促,在为时光飞逝的焦虑与急迫中,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史诗”。此外,李贺还写了相当数量的闺情、宫怨、恋情、冶游等宫体诗。

相对于思想内容,李贺诗歌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他继承屈原、鲍照、李白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并从汉魏六朝乐府中汲取营养,通过奇妙的构思、超迈的想象力、瑰丽的意境、跳跃的结构、独造的语言、丰富的色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长吉体”(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尤其在色彩表现方面,“李贺的诗歌所呈现的奇诡非凡的色彩之美,是唐代乃至数千年中国诗苑中的一株奇艳之花,古今诗论家都已慧眼共识。李贺短促的生命燃烧着色彩,色彩也燃烧着李贺短促的生命。李贺的诗歌,是用生命的色彩燃成的瑰宝。”(陶文鹏《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由于性格的抑郁和艺术追求过于刻意怪僻,李贺诗的缺陷显而易见。有些作品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李贺成为“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诗人。他用短促的生命,为唐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诗歌史上,他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游国恩、王起等《中国文学史》)

然而,诗歌的成就并没能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获得较高的地位,有更美好的前途。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家境贫寒,他的这种希望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并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他有理想,有抱负,但这理想抱负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使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极度抑郁、苦闷之中。带着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带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病态的关切,李贺开始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将其卓荦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诗歌创作上,把作诗视为生命之所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自己的苦闷。(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这些年,由于与李贺同乡的缘故,我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文字。写作过程中,对他的了解认知不断增多加深,有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李贺形象。这也是我写这部李贺传记的原因和力量支撑。在这部传记里,我不会过多“计较”李贺写的是鬼诗还是作“仙人语”,也不“追究”他是不是真的被天帝召去为白瑶宫作记,我所关注和探寻的是他在人世间的生活状态和轨迹,在历史的天空下捕捉他的身影,在前人考证的沃野里寻觅他的足迹,在他二百四十首诗歌中钩沉他的点滴,力求用文学的笔法,还原出一个更接近于本真的李贺来。

李贺一生只匆匆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史料记载缺少,这使拨开历史迷雾,接近他、走进他的人生世界困难重重。幸运的是,和李贺基本同时代,有着“小李杜”之称的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分别为李贺作了诗叙和小传,对李贺诗歌和人生经历做了精彩的总结和评述。这两篇珍贵资料,给了我灵感,让我打破传统的人物传记写法,将李贺的生平事迹“颠三倒四”,归纳整理,根据李、杜所记,将“李贺”一生分为两大方面,设上、下两篇为其作传。

上篇以杜牧应李贺生前好友沈子明之托,为李贺诗集作叙起笔,着重写了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得隽、举进士因讳遭毁、任职奉礼郎等决定人生命运和走向的关键节点、重大事件。可以说,李贺的人生是从河南府试得隽开始的。而奉礼三年,“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虽是精神上备受煎熬的三年,也是他一生中创作热情最为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生得意失意,还是履职交际,他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多与春天有关,与繁华有关,与天上有关,一如他的那句诗:“飞香走红满天春。”(《上云乐》)

下篇以李商隐为向导,通过对李贺姐姐的走访,引出李贺的外貌长相、个性特征,进而系统地追溯出其家世背景、成长环境、人生际遇、命运结局等。相对于“上篇”的飞香走红,李贺在“下篇”中的基调是灰暗阴冷的。不论是北上投幕,还是南下游历;不论是辞归故园,还是命终昌谷,悲观与失望、忧愤与落魄总与他如影随形。一路走来,命乖运舛,壮志难酬,最后不得不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下,彻底解脱,离开人世。对此,李贺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早有预见,一句“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为他半生的穷困潦倒做了最好的脚注。

上、下篇之前,设楔子。从虎入长安这件看似离奇,却是史书有载的事件切入,生动再现李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作品《猛虎行》的写作背景。李贺生年二十七岁,却历经德、顺、宪三朝。其时,“安史之乱”的重创,已让大唐盛世急转直下,繁华不再。伺机而出的贪腐之虎、宦官之虎、藩镇之虎、“神仙”之虎,加剧着李唐王朝的腐朽与没落。李贺生于这个“猛虎”横行的时代,是他人生的不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亲身经历了种种磨难,也许唐诗百花园中的这朵奇葩桂冠就落不到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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