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我把都城定在哪儿。

中国都城历史悠久，它既是王朝兴衰的标志，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上溯到奴隶社会时代，在黄河流域就出现了许多封建王朝的首都，这些都城都是当时的人气鼎旺的大型部落。如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到16世纪）始建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尔后数易其都；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到11世纪），始建于亳（今山东曹县南），尔后亦数易其都。它们是我国最早的古都。自西周伊始，各地城市迅速发展，仅根据六世纪初期成书的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一书的记载，上起夏商，下迄北魏，中国城邑数量即达3000余处。

实际上，“八大古都”的说法只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学术界的说法是“五大古都”，它们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上世纪30年代经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提议，将杭州加入，于是有了“六大古都”的说法；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提议，再将安阳加入，于是成为“七大古都”；2004年在“郑州商都3600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上，与会的1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通过研究论证，一致同意将郑州加入，于是“八大古都”的说法尘埃落定。由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八大古都》丛书编纂工作也同时启动。

在中国古都城的迁移路线图上，“水”曾经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商时期的国都就依黄河支流而转移。秦在咸阳建都100多年间，依赖渭河、黄河航运，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并进而统一了全国。秦朝以后各朝代的首都选择，日益显示出政治和经济双重考量的因素。中唐以后由于气候的变迁，黄河、渭河泥沙大增，渭河及黄河三门峡一带漕运十分困难，致使天子也常常不得不“逐粮而居”，建东都洛阳。西汉时期，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定都长安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到了东汉，匈奴的政治威胁降低，而广阔的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于是，东汉的首都定在了洛阳。唐朝一统天下，唯一的威胁就是北方突厥，因此，首都又选择长安就顺理成章。赵匡胤建立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合理取得天下，而不是政变。面对金国咄咄逼人的进犯，南宋不得不选择相对安全一些的杭州。朱元璋定都南京是出于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考虑。而元朝和清朝相继定都北京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政权，如果不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多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巨大威胁，所以他们选择了兼顾南北的北京作为首都。

从一个个建都的历史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但那只是故事的开始，故事的开始各有理由，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大都逃不出“悲剧”二字。

这是因为都城太过重要。都城，承载着王气，承载着风水，承载着文明嬗变的脉络，也承载着王朝兴衰的密码。都城对于每个朝代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都城一旦改变则意味着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会对一个王朝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对都城自身而言，它的辉煌与宿命总是与一个个王朝的辉煌与宿命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是个首都型的国家，首都的历史长度往往就是朝代或国家的历史长度，改朝换代不仅影响了朝代的命运，还影响了都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