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0 18:10:15
本书是钟二毛的主题小说集,收入作者近年发表于《当代》《十月》《作家》《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的中短篇小说11篇,其中部分被选刊选载。小说集中收入的《晚安》《两个父亲》《枪和一只公鸡》《堡垒》等小说,从不同角度深入都市空间内部的幽深,通过对购房、育儿、养老乃至安乐死等深具社会性的主题的书写,展现当代人在城市森林中的迷失与突围、沉沦与救赎;尤其观照“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内心困境——在打败了贫穷、解决了生存与温饱问题之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自我实现之后,为什么仍然会感到被捆绑,感到无依和更深刻的疼痛。作品在提出追问的同时,也以贴近当代都市人群生活的鲜活故事,引发读者内心的情感共鸣及自我审视。
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架时间:2023-12-0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数字版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并由其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有一个秘密,这辈子只能烂在肚子里了。
不是不能说,是没法说。
那天清晨,母亲说,我想死了,你帮我吧。
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脱口而出,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是刑警的原因,主治医生每天早上来查房的时候,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阿姨,今天舒服点吗?”然后就是笑笑说:“好的,我知道了。”他这么寡言,我猜是出于谨慎,担心话说得不恰当,被我抓住把柄记在心里,万一有个什么纠纷,拿着当证据。现在医患关系太紧张,医护人员就像一台上了程序的电脑,一切都按照事先设置好的规定动作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果然,当母亲饿了一天之后,主治医生执行了第二套规定动作:管饲。我记得很清楚,六月一日,晚上九点,第二次化疗结束,主治医生亲手关掉监测仪,我跟了出去。我问,现在吃两口吐一口,以后要是吃一口吐两口,怎么办?甚至吐都没东西吐,怎么办?主治医生说,钟警官,根据通常做法,我们会采取管饲,也就是插根管子到病人胃里。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护士长带着两个护士过来,俯下身给母亲说,阿姨,你肚子里没东西,不行啊。至少有四十岁的护士长,话说得很亲切。我母亲不是傻子,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当了三十年,马上明白了来者之意,把头偏向床边,看着护士长,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我不饿。
讲完这个话,母亲示意我拿水给她喝。我要喂她。她摆手。她反手摸到储物柜上的汤勺,动作很慢,但却很准确地插入口杯里,搅拌了一会儿,舀出一满勺凉开水。手一直抖,到嘴边的水,不到半勺。呛,咳。半勺水真正进到嘴里,也就几滴。随后,母亲的头勾在被子上,缓慢地转动着脖子,看了我一眼,像是宣布她刚才的成功。
护士长给母亲掖了掖被子,退出病房。
母亲轻声讲了一句:天亮,回家。
化疗、化疗,每种癌症都是化疗。化疗就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真理让人怀疑又不能怀疑。你怀疑它,你又找什么替代?这让人害怕。所以,每次化疗一结束,我就想带着母亲逃离病房,逃离医院。遗憾的是,每次化疗吊完数不清的药水之后,时间已经走过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来到了晚上,不是九点就是十点。等不到天煞黑,我会趁母亲似睡非睡的时候,把墨绿色的窗帘拉严实。因为,第一次化疗的时候,看到窗外的世界万家灯火,母亲就再也睡不着了,她一个晚上都在数着对面一个高层小区亮着的窗户,直到凌晨三点多钟,整个墙面漆黑一片。
谢天谢地,母亲睡了一个好觉。主治医生早上过来查房的时候,母亲已经吃了小半碗粥水。
阿姨,今天舒服点吗?
想今天出院了。
好,一会儿到护士站拿药。先出院,手续到时候回来再办。
化疗副作用,会潜伏一天,从第三天开始。出院的时候,母亲精神还可以,回家的时候,我特意把车绕到水库那条老路。上午十点,路上车少,风景很美,左山右水,红花绿树。我把后视镜往下掰了掰,看到母亲靠在后座上,头稍偏,压着车窗边缘,眼里淡然而出神,仿佛高僧坐化圆寂了一般。我有点害怕,猛地咳嗽一声。母亲动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以为我怎么了。母亲动了,我放心了,假装抓了抓头发,然后专心开车。母亲随即恢复了刚才的动作。在恢复动作之前,她理了理头上的蜡染包巾,把头顶上剩下的几缕头发拨弄到额前。母亲用的是兰花指,正好一片从树叶中间透漏下来的阳光,碎银子似的落在母亲的脸上。水红带蓝的头巾,淡然的眼神,母亲像一个想着心事的少女。
这样的宁静太难得。我故意把车开得很慢,绕行山水之间。
小毛最近有什么消息?快到家的时候,母亲问。
打了他电话,没打通,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非洲。
回到家,还真应了母亲说的。小花猫把家里扒了一个遍。
母亲饶有兴致地整理着,掉在地上的衣服、书本,还有旧报纸。收拾了约二十分钟,母亲自己坐到床沿上,踢了一下脚边的小花猫,猫叫了起来,母亲试图再踢一下,却没成功。母亲疲乏地躺在被卷上。
我一手扶着母亲的背,一手扯开被卷,塞到一边,再放母亲躺下。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我不饿。
母亲不饿,我饿了。我到冰箱里找出一袋速冻饺子,下了锅。饺子翻腾的时候,我给妻子和女儿发了条微信,告诉她们,第三次化疗结束了,现在回到家了,勿念。
在检察院批捕科当公务员的妻子、寄宿在校马上升高中的女儿,很快回复了微信。
我顺带又把微信转发给了弟弟小毛。转发的号码是他美国的手机。他在美国硅谷当工程师,三十好几快四十了,光谈恋爱不结婚,说自己“恐婚”。他一周前去了非洲,援建一个综合医院,负责安装和调校医疗设备。
山高水长,日夜颠倒,手机从来不显示发往异国的汉字是否被读到。这让人失望。
我把手机丢在一边,夹烂一个饺子,肉汁流出来。觉得少,又夹烂一个。发现,太浓太油,赶紧加了点饺子汤,装成小半碗,给母亲端过去。
母亲侧着身子,睡着了。我伸过头去,她的脸笼罩在昏暗中,特别庄严的样子。
母亲一觉睡到日没西山。落地窗看出去,火烧云逐渐淡去,夜幕翻滚而至。
母亲坐起来。我把温在锅里的小半碗肉汁端过来,母亲在一呛一咳中完成了一半任务,然后摆摆手。我也作罢,随即把床头柜上的温水瓶旋开,备着。
我早已不再像刚开始化疗那样,逼着母亲进食,骗着母亲进食,感化着母亲进食。
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母亲忠于她的胃口,胜于儿子的说教和求饶。我可以诓骗母亲,但我诓骗不了她的食欲。
出来沙发坐一会儿吧,睡了那么久。我说。
母亲坐起来,理了理她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头发。但她做得很认真,十个指头往后拢着,像一副掉了齿的耙耕耘一块旱地。
头发梳理好后,母亲移步到沙发。小花猫跟到脚下。
按照习惯,我没有开灯,没有开电视。
母亲伸出脚又要戏逗小花猫。脚刚要出,她哎哟了一声。整个人伏在沙发上。微暗的光,包裹着母亲。瘦骨嶙峋,像一把尖刀。蠕动着,在寻找舒服的姿势。最后,她滑下沙发,跪在地板上,手撑着膝盖,久久不动。
跟网上说的一模一样,这种癌会出现强迫体位,那就是跪着。跪着才能缓解疼痛。
回医院去,打镇痛剂。我说。
不去了,上次打完照样不舒服,“哎哟”都喊不出来。母亲说的是大剂量镇痛剂打完之后的副作用。
我帮不了母亲,只能任她跪着。
跪在猫前。
跪了一夜。
猫都睡着了。
还是昏睡好。昏睡就不疼了。我把母亲房间的窗帘拉上,后来干脆把客厅的也拉上了。母亲跪着让我难受。她睡着的时候,我会刻意把她弯曲的腿摆平、摆直。
可是清醒的时间还是多。
清醒就要跪。跪。跪。跪。跪到天亮。跪到天黑。
跪到第三天,母亲讲出了她的决定。
当时是清晨六点,我醒来,第一件事是去烧一壶开水。
母亲的房间开着,大亮。原来她自己把窗帘拉开了。客厅的窗帘也拉开了。
一丝风都没有。窗外小区的几座高楼、远处的整个城市,兵马俑一样,安静伫立,整装待发。突然,马路上开过洒水车,呜呜的警报响起,偌大的世界一下子就活了。卖早点的店开门了。公交首班车上路了。背着书包的小孩出现了。为了躲避早高峰提前出门的小轿车出现了。一天开始了。
我端着新鲜开水,进了母亲的房。旋开保温壶,把几乎没动过的隔夜开水换出来。
母亲说,大毛,我想死了,你帮我吧。
我说,好。
我应完母亲,回到客厅,烧第二壶开水。水壶接通电,小红灯亮起。我静静地站着。不一会儿,水咕噜咕噜响起。这声音,我觉得特别好听。像个小孩,活蹦乱跳的样子。
我就让水一直开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心想,要是水就这么一直咕噜下去,老子他妈的就是站成枯木也陪你咕噜下去。可是咕噜很快就灭了。
我退后两步,坐在餐桌上。手机正在餐桌上充着电,我拔了,给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非洲的弟弟发了条微信:“小毛,妈妈有事,急事,尽快回复。哥。”
我和弟弟的微信记录一直没删,没时间删。我翻了下,这三年来,我们说的内容全是母亲的病。三年前确诊,是癌。中医,偏方,西医,最后才上了化疗,一次,两次,三次。击倒,再击倒,最后跪着,跪过白昼,跪过黄昏,跪过漫漫长夜。
有次,半夜,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跪着,像一尊雕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跪了下来,我也跪得跟一尊雕塑一样。跪了多久我不知道。最后是猫轻轻叫唤了一声,我才抬起头。猫从沙发上跳下,落在母亲边上。母亲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猫左右翻了个身,最后也安静了。我站起来,坐在椅上,看了她们很久……
四处拉开的窗帘,让人想出去走走。我推出轮椅,带上母亲。母亲居然摆手不用轮椅,自己扶着墙壁,走出门口,走到电梯口。等待电梯的时候,她冲我用力地笑了笑,大概是一种无奈的意思,最后还是挪到了轮椅上。
我从后面抱起母亲,把位置坐正。母亲在我双手里,只剩骨头,宛如一块烧了半截的木炭。
我们就在小区里走走。小区靠近一座山岭公园,无论天气再热,总有凉爽的风。
跟试图不要坐轮椅的心情一样,母亲在小区里兴致挺高,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这是什么花呀?开得蛮好看咧。
管理处干吗去了?这个水井盖还没固定好,哐当哐当的。
啊哟,哪里来的野猫子,脏兮兮的,可怜。
野猫之事,让母亲想起家中的小花猫。小花猫原本也是野猫。三年前,母亲抱了回来后才成了小花猫。
母亲要我推着她回家,说要喂小花猫了。
其实是我喂的小花猫。母亲不过是把猫食交给我而已。一边看着我投猫食,母亲一边慢慢说话:
你是刑警,你知道如何安乐死。
我没有说话,继续喂着小花猫。
小花猫抱回来之后就成了懒猫,一天多餐,晚上十二点还闹着来一顿夜宵,饱餐之后,坐着也可以睡着。
小花猫又坐在母亲脚下了,小盹儿打起来。母亲移动着脚推了推小花猫。小花猫没反应,果然瞌睡了。母亲继续慢慢说话:
这几天,我们每天说说话,七天后,你就动手吧。
我说,好。
好就跟我跳支舞。母亲突然站起来,很有力的样子,打开双手,脸上微微笑。
母亲吓了我一跳。母亲年轻时爱跳舞,爱跳交谊舞,退休后仍爱跳交谊舞。这几年老年人流行的广场舞,母亲从来不参与。她只爱交谊舞。
我不会跳舞,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兴致高昂的母亲。我把手搭进去,像个机器人,托着母亲,但不敢太用力。
和你老爸一样笨,来,华尔兹,走起来,一、二、三,退左、横右、并脚,并脚呀!来,开始,蹦、嗒、嗒,蹦、嗒、嗒……母亲在教我。
跳到最后,母亲完全不管我了,伏在我臂膀上,身体微微地摇动着,不肯停下来。
弟弟一直没消息,真想揍他一顿。
我想找人说说话。妻子出差了,女儿跟着学校乐团到意大利演出去了,都是七天后回来。
父亲在天上。父亲如果还活着,多好,这个主意他来拿,我执行就是了。他干了一辈子的刑警,比我勇敢,比我有眼光,到现在为止,公安学校的刑侦教材还援引他当年办的案子。
三年前,如果母亲不查出这个癌,父亲也不会悲痛过度,早母亲而去。你说也真是的,父亲这么硬的骨头,怎么被母亲的病搞得魂飞魄散。
要是父亲留下了,陪着母亲,到今天,整好八十,多好一件事。
我跟领导电话请假的时候,就听到母亲在客厅喊了,过来啰,跟你讲几句话。
母亲这一声唤,让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母亲要给我们两兄弟上教育课的时候,她就会说,过来啰,跟你们讲几句话。
我搬一个凳子,坐下。
以前,母亲是坐在藤椅上讲。现在,母亲是跪着讲。
母亲的第一讲,是她的一个游历故事:
八几年的时候,我们学院有个外教,第一个外教,比利时人,名字叫雷帕尼,我们叫他“老雷”。当时全校能用英语跟他对话的,没几个,我是一个。而且他知道我读过原版《圣经》,我们聊得来。他大事小事喜欢黏着我。你老爸开始还以为我想改嫁到比利时,紧张得要死,派刑警跟踪我们。
这个老雷,可以说就是一个酒鬼。只要有酒,什么都OK。他也不管什么酒,管你红酒还是香槟,还是啤酒,还是我们湖南乡下的米酒,是酒就喝。有次给学生讲语法,讲着讲着就跑了出去。有学生在厕所里看到他,好家伙,他居然跑到厕所里喝酒,酒气冲天。学校要开除他。还没等学校下命令,老雷把衣服、家什搬到街上的宾馆去了。但学生不愿意,联名写信要留这个老师。学生觉得上他的课,好玩。不得已,学校又把老雷请了回来。
我们所有老师,对老雷最大的迷惑是,他怎么一天到晚总是笑哈哈呢,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忧愁,这是人的性格,还是酒的作用?这个问题,我至今搞不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开心的人?
后来,老雷去了北京,进了他们的驻华大使馆。到大使馆工作,更疯了,全中国到处玩,成了中国通。云南摩梭女儿国,还没开发的时候,他就已经玩了个遍。有时候他会突然回到学院,给每个认识的老师送礼物,各种造型的巧克力,还有糕点,他说那糕点是刚刚从比利时空运过来的,大家都相信他说的,因为他那么开心的样子。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那天,老雷正好在长沙。他带一帮学生,来了我们家。来我们家干什么呢?比利时电视台那边要电话连线他,做现场报道。老雷就导演了一场戏:比利时越洋电话打过来,老雷假装在现场的样子,扯着嗓子喊,现在中国汶川的老百姓如何如何,政府如何如何,我们一群人就不停地从老雷身边跑过去跑过来,几个会说四川话的人,就断断续续喊着、叫着。就这样,他完成了现场直播。他说,他这一个直播,可以得好几千块。你爸气得要打人,说他是个骗子。
你看,就这么一个人,但他却受到很多人喜欢。包括他老婆。他老婆是比利时国王家族里的人哦,很好看,而且小老雷一二十岁。前几年,老雷在西藏还是哪里我忘记了,摔断了腿。他提出要跟他老婆离婚。他老婆居然不干。
老雷腿断以后,就回了比利时,接着这个中国通就卧床不起了,他那个病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总之起不来了。我得病前一年,老雷给我发电子邮件,邀请我去看他。我还没来得及回邮件,就有人给我送来了去比利时的机票。原来他和我大学共事的时候就偷偷记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你说这个人坏不坏。接着,签证手续很快办好。你还记得不,那次我出国,也是匆匆忙忙告诉你的。
到了比利时,才知道是参加老雷的死亡仪式。
天天赖在床上不好玩,喝酒也被制止了。老雷觉得没意思,不想活了。
他给当地执行安乐死的协会打了个电话,工作人员过来一核实,死期就商定下来了。
老雷安乐死的日期,就是我到达比利时、见到他的那个晚上。
老雷邀请了十几个好友,国外的,有几个,但中国客人,我是唯一一个。老雷说,为什么邀请我过来,因为中国人活得太谨慎,我是其中一个代表,所以想让我看看,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那个晚上,约来的十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说话。老雷躺在床上,又吼又叫又唱,酒洒了一身。执行安乐死的工作人员也在一边玩耍、热闹。他们的工作就是待到客人们一一散去,再给老雷一杯茶,然后道晚安。
整个告别晚宴,我都在一边跟老雷的两个女儿聊天。他两个女儿都是耳洞那里有颗痣,我记得很清楚。
突然,我就听见老雷用中国话大声说:
×你妈,什么阎王爷大笔一挥,老子今晚找你算账,一瓶二锅头灌死你!
……
母亲想继续还原老雷喊叫的那些话,终究没有那个气力,喘着气,躺下,歇着了。我给母亲倒了些葡萄糖,说,休息十分钟,一会儿我喂你,喝下它。母亲点头。
母亲第二天的第二讲,谈的是自己的故事:
五八年大炼钢铁的前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全村就我和一个叫翠莲的女孩收到了县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本来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整个暑假更是形影不离,晚上都在一起睡。有个晚上,她突然不来我们家睡了。我去喊她,结果她弟弟说,你是不是偷了我姐姐的钢笔,英雄牌钢笔。我说,怎么可能?她弟弟说,家里都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你们天天在一起,不是你偷了,还有鬼了?!
我那时候十六七岁,自尊心强得不得了,拉起在一边不讲话的翠莲和她弟弟,去我们家里。他们两姐弟去了我们家里,进了我的房间,关起门来到处搜,哪里有什么英雄牌钢笔?她弟弟满头大汗,不服气,说,你藏起来了,当然找不到。
我站到翠莲面前,说,你讲句良心话,我会偷你的东西吗?
翠莲来了一句,你父母都是老师,按说不应该,但是人心隔肚皮。
两姐弟说完走了。我傻掉了。人心隔肚皮,这句话好毒啊,什么叫人心隔肚皮!
被好朋友怀疑,我一夜没睡,想哭,但一滴泪水也没有,眼睁睁看着窗户有了光亮。
那个时候人好单纯。为了证明清白,趁着天似亮非亮,我偷偷溜出家,三跑两跑跑到河边的一个石井边,我一低头,头发散在眼前,我真的跳井了。
我想以死证清白。
那么深的井,一二十米深,黑洞洞的,必死无疑了。我当时想,这是值得的。
但没死成。
在我跳井之前,人民公社一头刚能走路的小黄牛,逃出牛栏四处乱跑,结果掉进了石井里,四脚朝天。也就是说,我最后是摔在小牛松软的肚子上,再滚落在泥水里。
秋天快到了,水浅得很,可以说是个枯井。
看着四方形的小天空,我这时候才泪如雨下,哭到最后气都接不上来,昏迷过去,直到井口吵吵闹闹。
公社社员早上出工的时候,发现小牛不见了,几百人分头去找,结果就发现了我和小牛。
当然是救人要紧。他们放下酒杯粗的麻绳,底部打成一个圈圈,喊我坐在圈圈里,抓紧。就这样把我拉了上来,想死没死成。
等要救小牛的时候,大家才大拍脑门,呀,刚才应该先救小牛,让田家丹丹把小牛给套住,拉上来,再拉丹丹啊。怎么办?牛是公社重要财产,必须要救。不救,死在井里,瘟疫不说,不吉利。
也没有人出主意说吊一个人下去,去套小牛。
大家想到的是填井。于是,一个生产队的人用了一个上午挖泥、挑泥、往井里倒泥。求生本能让小牛在井里跳着舞,一点一点地升高自己的位置,最后终于轻松跳出井口、恢复自由。
因为跳井这件事,翠莲和她弟弟表示了愧疚,但我一直闷闷不乐,因为我还是没有证明自己,直到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那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公社要把当年填掉的井恢复原状,于是又是一个生产队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把泥巴挖出来。你外公是公办老师,但你外婆不是,代课老师而已,仍旧是农民,暑假一样要劳动。我当时已经是劳动力了,那天我去顶你外婆的工分。倒最后一粪箕淤泥的时候,一支黑色钢笔露出来。这支笔盖缺了一角的钢笔,就是烧成灰我都认得,它就是翠莲的英雄牌钢笔。扭开笔盖一看,果然是“英雄”。这一下,全想起来了,三年前那个暑假,我和翠莲最喜欢到井边玩耍、背诗,钢笔要么是从书本里掉进井里,要么是从口袋里滑出掉进井里。那天,翠莲也在出工,我拿着沾满黑泥的钢笔给她看,然后扭头走了。
我终于清白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翠莲跳井身亡的消息。
翠莲自杀了。
我主动去井边为翠莲收尸,脑壳、手脚不全的部分,给她一点一点拼凑整齐,然后抬到木板上,装进棺材。
翠莲埋下没两天,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早早就去了长沙,再也不想回家。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还在说秦家翠莲自杀是一个谜。这里面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她冤枉了最好的朋友,她良心上过不去,以死还债。可她这么一搞,我良心上也过不去啊。
……
母亲讲完已经满头大汗,既虚弱又意犹未尽的样子。她伸脚踢了踢倒在一边睡着了的小花猫。小花猫一动不动。母亲自言自语了一句:
装什么死,我才是死过的人。
第三天,五点不到,我就醒了。我屏住呼吸,贴在母亲房间的门框上,想听听母亲是否安睡。挺安静,我把头挤进去,看到母亲像小猫小狗一样蜷缩在床尾。我想应该是睡着了。
我又溜回自己的床上。摊开手脚,呈一个“大”字形。我努力放松自己,让自己再睡一会儿。自从母亲病了之后,奔波、照顾的担子基本上是我在挑起。我不挑,谁挑?两个儿子,只有我在身边。我从一线调回了机关,目的就是工作规律一点,时间宽裕一点,请假方便一点,而且之前负责的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嫌疑人越来越不好对付,担子越来越重,我也有点烦了,当然也开始有点怕了。
可是我再也无法入睡。黎明之前静悄悄,一个巨大的声音在问我:为什么答应帮助母亲去死?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忍母亲受折磨?
答案一会儿是A,一会儿是B,一会儿是AB,一会儿啥都不是。
我烦躁不安。想想三年前母亲因为突然的一次剧烈腹痛,一个人跑到医院拍片,然后得知肚子里长的居然是被称为“癌中之王”的东西。母亲一个人把这个结果生吞活剥咽进肚里,不料父亲一个眼神就识破了母亲的隐瞒。得知实情后,高血压一冲天,父亲自己先呜呼了。守完父亲的“头七”,一个星期后,母亲终于被我说动,坐高铁到了深圳,投奔我来了。
我们一起住一段时间,喊你老婆不要嫌弃我哦。母亲把箱子往我女儿的房子里一扔,选择了高低床的下铺。
一开始,母亲坚持自己去医院,网上预约,排队,挂号,看病,数不清的检查,复查,吃药,做完腹腔神经丛毁损手术,之后寻找民间偏方。都是母亲自己做主,她只相信自己。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身体消瘦。
消瘦最可怕。因为你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体重一百零五,一百,九十五,九十,八十八,八十五,七十,六十五。
有天,妻女陪母亲散步去了,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床上新增一堆药品,我颓丧万分。电视里正播着一档减肥节目,我捡起地上的篮球狠狠砸了过去。电视很硬,球弹回来,撞在我鼻子上,血流不止。
我转而迁怒于镜子和电子秤。洗手间里的镜子拆下来,扔掉。女儿梳妆台上的小镜子,扔掉。我和妻子卧室里衣柜的镜子拆不掉,但被我糊上了报纸。电子秤,扔掉。不能让母亲看到秤上递减的数字。
母亲一声咳嗽,把我从床上弹起。
我下床,推开母亲半掩的门,叫了一声。黑暗中,母亲说,刚才鬼鬼祟祟站在我门口干什么,怕我死啊?还有几天呢。
我没有说话,走出房间开始每天的第一件事,烧开水,咕噜咕噜。
提着开水进房的时候,看到母亲自己在小口抿着葡萄糖。
今天给我搞点青菜粥,有点想吃。
嗬嗬,这是半年多来听到的最让我开心的一句话。
我响亮地应着,飞身出门。楼下有一家连锁粤菜酒楼,他们的青菜粥熬得最正宗。我要了两份。
母亲吃得很用心,很尽力,热气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特别白。把母亲乌青的脸都熏白了,熏嫩了,有了些许生气。
母亲说,她昨晚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我大专毕业后,留校任教。那个时候长沙跟现在比起来,也就是个大农村,土路、土房子。我们学校围墙下有条路,两边是高高的香樟树。我做的梦就发生在这条路上。
大清早,我抱着教本去学校。走在我前面的是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开得很快。突然,前面一匹马撞了过来,撞在拖拉机头上,“乓”一声闷响,根本不像铁撞肉,像铁撞铁。马当场倒地。拖拉机呢,发现出了事,一扭方向,“啪”,机头撞到学校围墙,司机飞了出来,也撞到了墙上。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围了过去。有人说,这匹马踩到缰绳了,迈不开腿,所以自己给自己送了命;拖拉机司机呢,眼睛布满血丝,一看就是睡眠不足,疲劳驾驶。
我一个女崽家家,哪会看这些闲事,越过人群,拐进侧门,给学生上课去了。
到了教研室发现没带钥匙,我赶紧跑出侧门回宿舍。又路过那条小路。司机还躺在那里。马也还躺在那里。机头稀巴烂的拖拉机也歪在那里。都死了。
司机也没用什么白布盖着。我忍不住走近看了一眼。一看,不得了。这人我认识。何止认识!
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
他是另外一个学院的老师,也是教数学。我们在一个教学竞赛中认识。他家就在长沙,兄弟姐妹有六七个,他是老大,单凭他那一份工资不够,于是他经常给学校后勤干活儿,开拖拉机。学校能开拖拉机的人少,他能开。
我们互有好感,但那时候男女感情别说表白,连表露都不会、不行。他爱写诗,经常寄诗给我,都是一些隐晦的情诗。我总是说他的诗没有灵气。他不服气,疯狂地写,任何一个小灵感,他都会记下来,然后扩充成诗。
我那天在他的手心上看到两个圆珠笔字:小寒。那天正好是小寒节气。他一定是有了灵感。于是边开车边记下灵感,或者在脑海里构思着诗句。
我没法在路边痛哭。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就一直守在旁边,直到他的兄弟姐妹、族人赶来。
这帮人说说笑笑,先砍树。砍树做棺材。这个说这棵香樟长得直,那个说那棵块头大。然后就选中了一棵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砍。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枝上的霜冻落下来,掉在他们的后颈窝里,于是一阵哇哇叫,然后互相取笑、打闹。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死人就躺在旁边。他的死,连树上的霜冻都不如。霜冻至少会让人有反应。
……
梦做完了,就这些?我问。
记不得了,好像是完了。母亲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梦都是反的啦。你那个对象的故事,很多年前你跟我讲过,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过他?什么时候?那是哪样的?
有一年春节,老爸执行任务去了,你一边做糖油粑粑一边跟我和小毛讲的。你说你刚当老师的头一年,就被一个外校的男老师喜欢了。你说那个男老师喜欢写诗,有次走路居然差点撞到拖拉机。差点撞到,而已。而且,那个男老师还只喜欢你一个人,后面一直没有成家。
真的?你确定我讲过?
你是讲过。你还问我们,拖拉机那么大的声音,居然都听不到,这个人是不是疯子?你说,那年冬天,你得了贫血,身体弱。那个男老师三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细粮甚至很长时间吃不饱,省下定量供应的细粮给你吃,有时候还给你做糖油粑粑。天寒地冻的,他把糖油粑粑包在布里,兜在肚皮上,一路狂奔,送到你宿舍。
母亲看了我一眼,羞涩地笑了,说,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听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喜欢你,我要对你好。
你为什么最后没有跟他?我问。
哎呀,他这个人啊,性子太急了。三天两头要我们快点结婚,理由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先结婚后恋爱。我哪里受得了这个?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细节,说出来,我自己都想笑。
什么细节?
他屁股后面春夏秋冬都挂着一大串钥匙!天哪,我最受不了这个,一点审美都没有,还当诗人!六十年代兴起跳交谊舞,我是长沙跳得最好的女老师。每次跟他跳舞,笨不说,屁股后面那串叮当作响的钥匙,让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想笑。我提示过他,他也改了,挂钥匙的位置从屁股后头改到了肚子前。这有区别吗?笑死我了!
他现在如何了?你们有联系吗?看到母亲兴致很高,我问着。
呀,差点漏了重点,他早去世了。喜欢我的人都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
第四天,母亲从衣柜里抽出一张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的黑白照片,示意我搬凳子过来听她讲。
我执意还是要在客厅里、沙发前谈话,空间大,敞亮。我把母亲抱到客厅地毯上。母亲自己调整好姿势,跪着。照例,我在她斜对面坐着。
母亲把照片按在我膝盖上。这张照片我当然看过,拍摄于一九一三年,可以说是家里最古老的实物。左边是母亲的母亲,右边是母亲的奶奶。母亲是没见过她奶奶的,但她奶奶的故事听过。母亲的奶奶死于一九一五年,兵荒马乱时代,肚子饿,偷了地主家的半箩红薯,被发现了。心思败坏的地主婆,不吱声,故意放松警惕,让母亲的奶奶再一次偷窃得手。半路上,母亲的奶奶吃了半个红薯就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手脚抽搐,等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原来,地主婆在红薯上抹了毒。
母亲跟我谈的,不是复述民国往事。她说了一个惊人的东西。
她说,“文革”的时候,谁都不敢说这个东西,这东西说了,不单是迷信,而且要被打倒。改革开放了,我堂堂一个大学数学老师,讲这个东西,也不合适,不适合我的身份。但这个东西在咱们湖南乡下,流传很广,也未必就是“迷信”两个字可以归纳它。
母亲把我膝盖上的照片要回去,说:
我是我奶奶的转世。我两岁多开始说话的时候,一直不认你外婆,我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妈。大家就笑我。有老人拿一个红薯逗我,我啪地打在地上,说,吃不得,地主婆害人的。两岁多发生的事,我自己肯定不记得,都是你外婆讲给我听的,很多老一辈还做过证。所以,我信了,我是我奶奶的转世。奶奶等了我这么久,我该跟她会面了。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跟你说。
母亲望着我。我有些害怕。
我最着急的是如何联系到弟弟小毛。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念叨“长兄为父”,当哥哥的要拿主意。因为他经常要出差、抓捕,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个月,连母亲都不知道他去哪里。父亲经常是半夜回来,很小声地敲门,但母亲总能第一时间听到、开门。我怀疑母亲从来就没睡过好觉,她一定担心丈夫因公殉职。父亲很早就当上了刑警队长,但一直到退休都没提上公安局局长。父亲为此很多年郁郁寡欢,发泄的方式就是自己冲锋陷阵抓捕罪犯。似乎他一点也不怕死。可越是这样,母亲越担心。有一次母亲过生日,当时我刚刚从公安学校毕业,正等待落实工作,我第一次用学校发的毕业费为母亲买了蛋糕。父亲出差了。母亲还是很开心,我们母子三人喝了五六瓶啤酒。微醉的母亲说了一句:
你爸爸屁股后头插着枪,威风得很;我心头上插着刀,害怕得很。
母亲一直反对我读公安学校的,但我喜欢。绝对是受父亲那一身老虎皮的影响。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弟弟跟了母亲,学了理工科,还早早出了国,见了世面。
……现在父亲不在了,长兄更加为父,可以做一切决定。但母亲想安乐离去一事,我还是想听听弟弟的意见,至少要让他知道。
小毛应该更理解母亲吧,他在西方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硕士、博士、留美工作,都快十年了。小毛不会在非洲出事了吧?非洲的歹徒最喜欢抢劫华人。因为他们知道华人身上喜欢带现金。新闻不是说,在非洲淘金的华人,很多都被赶回国了,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想到这些,我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查查新闻。就在点开网页那一瞬间,我一拍脑门,怎么忘记了电子邮件这一茬,电话不通,可以发邮件啊。
我赶紧给小毛发邮件:妈妈有事,速联系!!!
我至今都不清楚,第五天开始,母亲身上的疼痛为什么突然火山一样爆发。镇痛药下去也没用。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的叫声。那是绝望到顶点的叫声。不是凄惨,是愤怒。如果父亲还活着,她会抢过父亲的手枪朝天上崩上一排子弹,甚至是把自己崩了。
是那碗青菜粥的原因?吃得过多,起了反作用?还是粥里的油星子惹怒了饥饿的癌细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门窗悄悄掩上,以免不知情的邻居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暴力事件。
小花猫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难道它听不下去躲起来了?
母亲的号叫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家里每个房间、每个角落她都跪过。最后终于还是回到了客厅里。
我上网想在线咨询下一直有联系的肿瘤专家,镇痛药该加到多大的剂量。
咨询之前,我点开电子邮箱。一分钟前,小毛回复了!五个大字:我打你电话。
我去找电话,电话响了。我把声音调成振动,蹿出门外:喂,不要挂,小毛,我在电梯里!
我下到小区花园里,跟小毛讲了母亲渴望离开的想法。电话里,小毛呜呜哭起来。我可以想象,小毛在异国的白昼,站在大街上,人潮汹涌,悲伤的样子。他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崽,白白净净,老老实实,永远都在心里做事,理性,内敛,不骄傲也不蛮横。
小毛说他马上直飞香港,回深圳。
我说,好。
我握着手机回到家。母亲问,小毛来信儿了?
我说,是,明后天就回来了。
母亲突然精神起来,换了个膝盖,换了个跪姿。
我递给母亲一点葡萄糖和水,然后坐在她一侧。母亲呛呛咳咳喝了一小口,开始说话:
你弟弟工作的那个什么州,对,加州,那年我和你爸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印第安人文化节。各种文化活动,朗诵啊,舞蹈啊,音乐会啊,美食啊。你爸到哪里都怕人多,我们就到人最少的一个朗诵会上看表演。朗诵会也是很随意的,谁有节目谁上。有时候不等主持人报幕,观众就朗诵起来。节目到一半的时候,广播响起来,说一个参加朗诵的作家的腰包被偷了,希望小偷听到广播后,至少把作家的身份证、护照留下,否则人家连家都回不了。一轮朗诵结束后,广播又响起,说小偷把腰包还给作家了,完好无损。现场观众一阵欢呼。
欢呼完之后的一个节目,又是一个诗朗诵。朗诵者是个一头银发的老人。他先介绍这首诗的背景。大意是,有个印第安人,老伴去世后,他非常悲伤,想随她而去。老头子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老太太写的一首诗。这首诗让老头子有了活下来的勇气。朗诵的时候,舞台上的大屏幕居然有字幕,有英语、日语,还有中文。所以,我和你爸都听懂了。后来把中文版抄录了下来。
母亲告诉我,那首诗,放在她枕头下,可以拿出来读读。
我从枕头下翻出一个本子,翻了翻,一张纸片掉出来,果然是一首诗,题目叫《千风之歌》:
在我的墓前,请不要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并没有长眠
我已化身为千缕微风
翱翔在无限宽广的天空里
秋天,我化作阳光照耀大地
清晨,我化成鸟儿唤醒你
夜晚,我化作星辰守护你
在我的墓前,请不要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并没有死去
……
读完诗,我喂了母亲一些米汤。还算顺利。我装了一盆温水,想给母亲擦擦身子,母亲不允许。她要自己来。我守在门口,等到母亲叫我。然后我进去把温水倒干净,再回到母亲床边。
我说,我陪你睡吧。母亲很乖地移到靠墙的位置,我躺下。黑暗中,我抓着母亲的手。母亲慢慢翻过身来,贴着我的胸口。我抱住了她。准确地说,我抓住了她。她的身子,像根竹子。
母亲睡得很平静,偶尔把膝盖抬起来,使身子弓出一个弧度。我也假装睡得很好,身体姿势一动不动。
我的眼睛瞪着天花板上唯一算亮的东西,那是白色的吸顶灯。盯着一个东西看,看久了,自然就想合上眼皮。
早上醒来的时候,母亲正跪在我身边。疼痛再次袭来。
我把母亲抱到客厅的沙发下。
我开始烧水,咕噜咕噜,然后换水,然后关掉电饭煲的电源。小米粥已经熬了一个晚上,按开盖子,淡淡的米香味道升起。
母亲忍不住,开始喊叫。越来越大声。天崩地裂。地球爆炸。我撬开她嘴巴,喂进镇痛片。母亲的眼睛,干涸如见了底的河。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衣柜的角落里摸到藏好的安眠药片。一大瓶,摇一摇,闷闷地响。我真想让母亲马上远离痛苦。
可我得等小毛。他在天上飞。
我走出客厅,抱着母亲,让她坐我腿上,我摇着她。像摇孩子一样。母亲掐着我的手臂,呼喊。细汗密布。
不行,母亲必须要跪着。
今天第六天了,你不跟我谈谈了?我问。想以此分散母亲的注意力。
母亲显然做好了准备,喘息很久之后,慢慢开口说话: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后悔的。你看,奥运会那年,我南极都去过。那次去南极,前前后后差不多二十天,有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当时已经登上南极大陆,蓝天,蓝得人晕头转向,白云,低得就像在头顶,雪山、冰山,像一个童话。旅游团把我们分批安排进一个小游艇,荡漾在港湾里。到了港湾中央,小游艇关掉马达,工作人员叫我们享受一下宁静世界。那真是万籁俱寂啊。水面像镜子,倒映着冰山,晶莹剔透,时间好像不存在了,世界静止了。
南极去得真值。那么安详,好美。
谢天谢地,小毛在第七天回到了家。
弟弟毕竟是弟弟,总是爱哭一些,抱着母亲,眼泪汩汩流出,落到母亲后背,衣服洇湿了一大团。
我站在阳台上,手扶着栏杆。我居然站着睡着了。弟弟的归来,让我肩上的压力轻了许多。我早已累瘫了。我顺势坐在地板上,呆呆望着天空移动的乌云。噢,大雨将至。这天有多久没下雨了?两个礼拜,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人都快闷死了。
想着想着,我歪在地板上,睡着了。至少过了两三个小时,我才醒过来。因为下雨了。雨点把我打醒了。
小毛从母亲的房间里跑出来,关窗。就像小时候一样,一下雨,他就负责关窗,我负责检查。
我把小毛拉到门外,进了电梯,下到小区的活动区。因为下雨的缘故,活动区空无一人。我把母亲的想法已经准备这两天实施告诉了小毛。没等我说完,他暴跳如雷:
你敢!你这是杀人!你这是犯罪!
饱受西方教育的一个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拽住小毛的手,告诉他母亲这几天度过的一分一秒。
他不信。我让他原地不动。我跑回家,把安装在客厅电视机上方的一个微型摄像机取了下来。这个摄像机是我悄悄安装的,我想录下母亲临终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以每次母亲谈话的时候,我都让母亲到客厅沙发上讲。
我把摄像机连上平板电脑,给小毛看母亲所有的讲述和后面两天的喊叫。小毛看得浑身打战。他说:
所有的故事都是为死做铺垫。第一个故事,讲那个外国人安乐死,好潇洒;第二个故事,被小时候玩伴冤枉,跳井,讲自己也死过一次;第三个故事,那个诗人追她,喜欢她的人都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第四个故事,自己是奶奶的转世,要和奶奶会面了;第五个故事,加州旅行,《千风之歌》,我并没有死去,我化成了风;第六个故事,去南极,时间都静止了……
晚上,我们母子三人同床而眠。我坚持要给母亲擦洗身子。母亲坚决不从。我们只好立在门外等候叫唤。
好久之后,母亲一身单薄睡衣躺在床上。小毛把水倒出去。我把母亲换下来的衣服叠好。像小时候那样,母亲睡中间,我睡外头,小毛睡里头。我握着母亲的左手。小毛握着母亲的右手。我想他一定能感受到手里的骨头是如何的脆弱。
母亲开始了她的第七次讲述:
小毛,死有什么可怕的咧。死是活的奖赏咧。
小毛应道,嗯。
家里从此再无声音。母亲用尽她所有力气,不再喊叫。
七个故事,七六五四三二一,嘀……剧终。
三个月后,小毛又回了次国。到机场接他时,我电话里还讲他:你回来干吗,又不是清明节,何况我现在调了个单位,单位旁边五公里就是墓园,我心情烦躁了哪儿也不去,就去墓园,看看妈妈,我昨天还去过,墓碑两边的两棵小柏树长得溜直。
接到后,我闭嘴了。站在小毛身后的还有一人,甚至也可以说两人。给你一个惊喜,哦,不,两个惊喜,这是我的新婚妻子,中文名叫玫瑰,英文名Rose,美国人,第二个惊喜是……小毛点了点他妻子——长相、体貌简直是高大版的芭比娃娃——的肚子,四周啦。
像个蹩脚的演员。少见小毛这样的表现,称得上喜形于色了。自然,我也开心。嘿,我弟结婚啦,小侄子或者小侄女也要生了,还混血呢。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我当即拉着小毛和玫瑰上了另一条高速,先到了墓园。
不是周末,但墓园热闹。正是农历十五,广东人尤其是潮汕人初一、十五都要祭拜,不奇怪。我提着香烛,小毛左手抱着菊花右手牵着玫瑰。墓碑前,我点香燃烛,弟弟两口子跪拜磕头。本想和弟弟在墓前坐一会儿,但他新婚妻子在旁,加上墓园人多喧闹以及烈日当空,便放弃了。我们直接回了家。
妻子也赶了回来。妻子和玫瑰热乎得很,谈起各国的旅行、美食不亦乐乎,谈起东西方生孩子的规矩、习俗也不亦乐乎。我们两兄弟倒感觉被晾一边了。我没话找话,跟小毛说,今晚你们睡妈妈那间房。然后我走进母亲的卧室,小毛也跟了进去。
母亲的房子保持着三个月前的样子。床头柜是一些没有吃完的药,白色、绿色、蓝色的盒子整整齐齐垒在一起。一个黑色保温杯立在一边。枕头下还压着一副老花镜和一个吊着笔的小本子。另一边的床头柜则是母亲看的书和指甲剪之类的小玩意儿。几次我想把母亲的这些遗留之物给清理掉,但每次一屁股坐在床上,又总是沉默很久,想很多事情。其中就包括,我帮助母亲安乐死是对是错。事情没想清楚,工作的、家庭的事又来了,于是离开,心里想着等下一次再收拾。
弟弟和我不一样,他一进来就收拾,边收拾边说,还留着干什么呀?我也赶紧行动起来,把书、指甲剪,还有飘窗上母亲的靠枕、小桌、茶具都收起来了。三个月来一直要做的事,在弟弟带领下,几分钟就弄好了。
弟弟走到床边,拉开几个月没动过的窗帘。哗,久违的光线射满整个房间。
床单、被套、枕头也换了!我突然说,对了,你大嫂刚在宜家买了一套新的,过了遍水还没用过,大红色,正好。
妻子和玫瑰出去了。我翻了好久,才找到那套床上用品。其实是妻子买给女儿的,我懒得解释了。铺起来,小毛帮忙着。铺好后,小毛仰面一躺,很舒服的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问问小毛,单身那么多年,为什么这次三个月内结婚生子全搞定了。这也是替父母问问。于是问了。小毛坐起来,回答得很严肃:
妈妈生前讲的几个故事我回美国后又反复看了,那都是说给我们听的。怕什么呢,用老爸以前的话讲就是“怕条卵”,干什么事都要勇敢,我一下子就想通了。以前害怕有家庭、有子女,害怕被束缚、不自由,现在不怕了,怕,才不自由。和玫瑰恋爱这么多年,终于结婚啦,一结婚,我就要了孩子!哥你也是,干了刑警就不要怕!
小毛让我刮目相看。那挺好的,我含糊回答着,然后补充说,我啥时候怕了,我现在调重案组了,单独一个小楼,墓园旁边。
客厅里有动静,妻子和玫瑰回来了。我觉得问话已经结束,想去客厅,没想到小毛在我身后轻轻提了一句,哥,妈妈准备了那么久,为什么最后还是……
三个月前,七个故事讲完次日那个清早,我起来烧开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提着开水,替换隔夜的开水。
小毛把母亲抱在沙发前。母亲跪着。压抑了一个晚上的叫喊,再次爆发。世界末日,也就这样吧。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我把灯打开。母亲看着我,眼睛有两样东西交替出现:命令和哀求。
是时候了。正好弟弟也在。
我进到自己的卧室,摸到衣柜里的那个瓶子。弟弟跟了进来,同时把门关上。他抓着我的手,眼泪打着转说:
你敢,我就报警。
我像制服罪犯那样,一拳挥过去。小毛倒在床上。没来得及喊叫,一团柔软的衣服塞进了他的嘴里,一副手铐把他的双手和窗户栏杆锁在了一起。栏杆上包裹着厚厚的棉布条,任怎么拉扯,也不会发出声响。
把弟弟铐起后,我出到客厅里。客厅里,只有我和我的七十七岁老母亲。还有小花猫。小花猫又出现在母亲脚下了。母亲看到我,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一丝笑容,仿佛把过去所有的痛苦都抹掉了。这一丝笑容,似乎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我把母亲抱在沙发上,坐好。不能再跪着了。坐好。倒上凉开水。母亲努力地张开嘴,等待我的支持。
我把没有任何标签的胶瓶子,倒向母亲黑洞洞的嘴里。那声音,哗啦啦。让人想起一个歇后语的头半句:竹筒倒豆子。
母亲吞咽着,我再给些水。
药丸啊,水啊,你慢点,好吗?这是属于母亲,属于我们母子最后的时光。
我伸手想扶住母亲的肩膀,让她稳住。但我没抓着。母亲双手突然挥舞起来。她向我扑过来。她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就像洪水被堵在涵洞里了,横冲直撞。
她用手伸进喉咙里,整个手都吃进去了。她在挖吞进去的药片。她在摇头!
母亲一脚把小猫踢出老远。母亲不愿意!母亲不愿意死!
我赶紧打开小毛的手铐,一起把母亲送到医院。母亲已经昏迷过去。我心里明白,母亲是累过去了。
我并没有把全部的药片倒进她嘴里。我自己也犹豫了。
还好,妈妈走得很圆满。弟弟和我边走出房间边说。
是的,很圆满。
当天,母亲的胃洗了一遍后,我们就把她接回了家。
回了家,母亲精神大好。一家五口人,围在圆桌上,安安静静地吃着晚餐。莴笋炒腊肉、辣椒炒肉、辣椒炒鸡蛋,都是小时候的饭菜。
母亲看着我们吃,她就负责笑。看看孙女,试着叫出正确的名字。
吃完后,母亲第一次要求我和小毛帮她擦洗身子。洗好后,母亲翻开枕头,是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淡蓝色睡衣。这让我想起母亲那次难忘的南极之旅,天蓝蓝,海蓝蓝,万籁俱寂,美如梦境。
衣服穿好后,一家人过来道晚安。
奶奶,晚安。
晚安。
妈妈,晚安。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