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父亲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二年了。

作为父亲的小儿子，他的“满仔”（桂北一带农村父母对最小儿子的宠称），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送给父亲。纪录下父亲人生中的些许片段，表达儿女们对他无尽的思念。

可是我迟迟没有动笔，而且一拖就是几十年。之所以如此，一者是我自己虽然已不像父亲那样为了生计而成天疲于奔命，但确实也被柴米油盐酱醋茶束缚了身心，稍有闲暇的时候又想放纵下心情，对此事竟逐渐淡忘了。二者，父亲如亿万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老百姓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除了他们生存的不易，劳碌的身影之外，确实也没有更多可写的物事。

但是，父亲那直面苦难的身影、憨韧的面庞和护犊深情，总是不经意间在记忆中显现，牵引我回到过往的点滴。

随着自己也体会着为父的不易，自己也遍尝了生活的艰辛，自己也慢慢变老，对父亲的思念，也就愈发的浓烈，也就更加怀念那份不加雕琢的父爱。

弹指又临除夕，身在异乡，回味着飘香诱人的猪脚炖肥肉，我终于拿起了笔，问候一声：父亲，你在那边还好吗？

父亲没有出彩的人生，没有感人的事迹，更没有给儿女们留下可观的遗产，真正的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如果硬要说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那份对儿女们的爱，和，无尽的担忧和牵挂。

父亲出生于1925年，清政府垮台后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中国老百姓，都习惯于以“民国”作为纪事单元。所以父亲一谈起出生就说自己是“民国十四年出生”。

跟众多从民国走入新社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父亲经历过日军的践踏、体会过建国时农民翻身的喜悦、品尝过六十年代的食不果腹、看到过改革开放后过分田到户的希望。可以说是尝遍了人生百味。

家里一直保存着一把日本鬼子使用过的军刀，据说是当年几个日本兵进我们村烧杀抢掠，村民与之搏斗时父亲从日本兵手里夺过来的。小时候，哥哥他们有时晚上会带着它去水田里抓鱼，点着“虫膏”（我们农村的叫法，是一种浸染着松脂油的松木段）照明，照到泥鳅黄鳝之类就用这把军刀去砍，倒也是让小鬼子的军刀废品再利用了。

父母亲一生育有四女四儿。其中最大的哥和最大的姐跟我们是同母异父，我一直称呼为老大哥和老大姐，同父同母的哥哥姐姐我则按先后排序称呼，打小叫习惯了，干脆不改了。现在看来是儿女绕膝满堂欢乐，但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当时，把这么多儿女拉扯成人，是极为不易的。

可能是生多了养孩子养麻木了，到了最少的我出生的时候，哪月哪日甚至哪年出生的，时间一久父母统统都忘记了。为此事，我没少埋怨过父母。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凭印象给我报了个出生日期，从此我就一直以此为准了。

爷爷很早腿就瘸了，奶奶的眼睛早年也因病瞎了。父亲三兄弟两姐妹，年长的大伯、我父亲（排老二）和大姑，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要为家里的生计问题干活了。父亲年少的时候，曾跟着别人去外地贩私盐，有时候要挑着百多斤的东西，一走就是几十上百公里。这对一个十来岁的男娃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考验，父亲咬牙挺了下来。

小姑在她们兄弟姐妹中是最聪明的，也是最幸运的一个。大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去当兵，养家糊口的担子就压在了父亲身上。小姑读书期间，父亲就去山上砍柴卖，硬是用一担一担的柴火把小姑供了出来。小姑先是在附近的乡镇当了小学老师，然后又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县城中学任教了。

这些往事父亲极少提及。我印象里唯一一次亲耳听父亲提起这些事，是在我小学毕业后，父亲想让小姑把我转到县城读初中，而小姑没有当场答应下来，父亲非常生气，跟小姑吵了一架。说：“当年不是我一担柴一担柴地卖，你能够有今天啊？老小（我小叔）的儿子早几年你就接到县城读书了。现在我想送满仔去县城读书你就办不到啊？你的良心呢？”那天小姑大哭了一场，最后还是想办法把我转到了她任教的初中。

父亲是文盲，对孩子具体的学习情况甚至每学期大小考试的分数，他都是极少过问的，他也不懂怎么教育孩子好好读书。但身为文盲的父亲从不像村里其他的父母一样希望孩子早日结束学业，早日帮家里干活。在我们家，只要孩子自己愿意上学，他就想尽一切办法送。

我大姐是个例外，大姐读小学一年级时，正值全国各地闹饥荒最厉害的时候，下面弟弟妹妹又是一大堆，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父亲就让大姐缀学参加生产队为家里挣工分去了。当时的生产队是按参加劳动的人数记工分，大人劳动一天记1分，小孩劳动一天记半分，队里的庄稼有了收成，就按每家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

除大姐外，我其他两个哥两个姐，都是自己弃学的，有的是因为受不了读书的苦初中期间中途辍学，有的是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就回家务农了。

大概是“父母最疼满仔”的农村传统思维吧，父亲对我打小就更加疼爱一些。家里只要有一点好吃的东西，在不够孩子们均分的时候总是给我独享。春节或平日里走亲戚，只要我在家，就是父亲铁定的小跟班。有时我跟哥哥姐姐们吵架闹矛盾了，不论谁的对错，被父亲教训的肯定是哥哥姐姐。

久而久之，哥哥们有什么好玩的事都不愿意带着我。晚上去田垌里用灯笼照鱼抓，如果我跟着去，哥哥们就提着灯笼一阵跑，跟不上的我只好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悻悻回家。

那个年代电视很不普及，农村更是一家都没有，最受孩子们喜欢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村里放电影或唱戏了，每个村一年大概有两三次。

有一邻村跟我们村相隔一座矮土山，山是我们两个村共有的，两个村都习惯于把本村未成年而夭折的孩子葬在那座山上，让人每次接近这土山都感觉阴森森的背皮发麻。

每到这个村子放电影唱戏时，哥哥们吃完晚饭就跑着翻过山到邻村，比他们小的我哪里追得上，常常是等不到村里其他人跟着翻山就只有回家缠着父亲讲薛仁贵征西。

父亲不识字，但讲起薛仁贵来却是头头是道，什么薛仁贵一顿能吃十八碗饭几十个馒头，干活时木头能两耳各夹一根双肩各扛一根双手还能各拿一根，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薛丁山山神庙射白虎射到的是薛仁贵，等等，讲得是眉飞色舞。

我怀疑父亲最会讲也只能讲薛仁贵薛丁山的故事，因为其他的故事父亲从来没有讲过。大概是薛仁贵的出身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薛仁贵的英雄壮举最能让他心生崇拜和向往，所以他能记住这么多关于薛仁贵的故事，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哥哥们事后照例少不了被父亲骂一通，但我是鱼也抓不上了，电影也看不上了，只能独生闷气。有时甚至会心里埋怨父亲对我太偏爱了，搞得哥哥们都不带我玩，让我少了很多乐趣。

对我的学习，父亲大概也是唯一态度强硬对待的一个。县城的学费比乡下贵很多，也没有小时候读书的玩伴，我不想去，被父亲骂着去了县城。县城初中毕业后，我只考上了本镇的高中，当时我很失望，不想再读书了，也是被父亲骂着上了镇高中。

我在县城读初中时，有一次周末，父亲给我送东西过来，在姑母家吃完饭后，他忽然问我：“满仔，你见过火车没？”

我长那么大确实是还没见过火车的，虽然火车站就在县郊。

当得知我还没见过火车的时候，父亲便带着我，一路步行到火车站旁边的轨道附近等着火车经过。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长长的一节节似长龙般串在一起的绿皮火车。如今回忆起来，感觉很温馨。

当时的乡下高中，学生们都是自己带米去学校，每个月交30斤。家庭宽裕点的同学会在学校食堂用钱换成菜票买菜，穷点的学生往往就是放周假了回家一趟，煮上一玻璃瓶的酸辣椒炒咸萝卜干回学校，打好饭便就着这些酸辣椒吃。

酸辣椒下饭容易，几小勺就够一顿了，一瓶菜能支撑一个星期。

每次我带的酸辣椒里，或多或少总有些肥肉、泥鳅黄鳝什么的，再不济母亲也会给我加几个鸡蛋进去，比起那些不是酸辣椒炒干萝卜，就是干萝卜炒酸辣椒的同学来，伙食要好太多。

至于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我家，为什么周末我回家带菜去学校时基本都有点肥肉和鱼加进去，虽然父母都不说，但我也知道，那一定是家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我带米带菜返回学校，路过村口石桥边的小山时，经常会看到父亲在那里或放牛或砍柴。父亲见到我经过，基本都不会叫住我交待些什么，只是暂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走远。

其实我知道，父亲心底是有很多想法的，他不希望我像他一样一辈子当个农民，不忍让我受更多读书的苦。他生性寡言，不想把对儿女的关怀体现在言语上，只是默默地做着他能够做到的，哪怕自己多受些苦。

感恩父亲对我做的一切，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虽然有很多当时自己还体会不到。

父亲在各方面特别是在孩子读书方面，确实是更加偏向我一点。对哥哥姐姐们而言，父亲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有些不公平的，但是，又有几人能做到纯粹的一视同仁纯粹的公正不倚呢？经过人生旅途的不断洗礼后不难发现，所谓的公正公平，其实都是相对的。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单位、家庭，莫不如此。

也许，我还是占了“满仔”这个优势。

我们那一带的农村人崇尚“拳头为王”的道理，谁家的孩子特别是成年的男孩子多，谁家说的话就好使，没理也是有理。但也有例外，如果谁家小孩多但未成年，吃饭的嘴一把，干活的手稀稀拉，而这家又非常贫穷的话，就经常会成为别人欺负的对象。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未成年的孩子越多，就越是一种负担，越是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这样的人家有时候家里揭不开锅了，去别家借点米什么的都很难借到，因为别人担心你家会越来越穷，借了东西后没办法还。

连带着的，便是这样的家庭与别人产生矛盾了，也常常是被欺压的对象。

当时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父亲不善言谈却性格耿直，遇有不公平的事常常会讲几句公道话，家里又穷得叮当响，为此没少得罪一些村里人。一些颐指气使惯了的村霸，就变着法子给父亲找麻烦，甚至为了一些小事与父亲发生冲突时，就纠集几个家里人直接动手打人。大伯和小叔家里孩子少，性格也软，遇有这种事很少去帮忙。双拳难敌众手，父亲基本上都是吃亏的那一个。

更过分的是这些村霸还把碎玻璃碎瓦片之类的偷偷扔到我家的水田里，尽管我们每次下田干活都小心翼翼，还是有人脚板会被扎伤。

有时这些人扔玻璃时被发现了，父亲找上门去理论时，常常又是一场争斗，吃亏的还是父亲的多。

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后，父亲成天在自家田地里转悠。翻地、锄草、加固田埂，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化肥尿素什么的用得并不普及，刚从饥荒年代走出来的农家也用不起这些。

为了增加水田的肥力，父亲带领哥哥姐姐们上山割树木的嫩枝条，一担担挑着牛圈猪圈里的粪草，分散踩埋进水田里。

天蒙蒙亮，孩子们就被叫起床在村边捡拾牛屎狗屎什么的扔进自家水田。

最讨厌冬天的清晨了，睡得正香就从暖烘烘的被子里出来，呼口气都是白色的，拿着夹子捡屎的手冷得直哆嗦，贼难受。

由于当时还没研究出杂交水稻种子，亩产并不高，普遍在每亩200公斤左右，交了公粮还了之前借粮的欠债后，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基本也就混个温饱。

但对父亲来说，已经是非常满足了，起码不用像以前一样四处借粮食度日了。虽然累点苦点，终归还是能看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希望。

这个希望一直支撑着父亲拖家带口艰难地一步步前行。

在父亲病倒再不能康复前，他基本不会让我干重的农活，以致于现在我都还不懂干耕田犁地这些需要技巧的农活。学校放假，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在田地里忙碌的时候，我就去钓鱼钓青蛙给家里改善伙食。

每次出去，我都能为家里弄到够一两顿的鱼、蛙。姐姐们就不乐意了，因为她们在干完农活后，还得一只只地去处理青蛙，常常抱怨我钓得太多。

姐姐们都有编斗笠的手艺，可以为家里增加一些活钱。家里分工明确，父亲负责满山砍竹子，附近的山上没有了还得去很远很远的山里找。砍竹子是个苦累活，山里生有竹子的地方常常比较偏，地势险，周边常有带刺的野生植物，每砍够一担竹子，父亲双手上经常布满带血的细伤痕。

哥哥们和我负责把每根竹子的表层用镰刀刨干净。刨竹子时会发出连绵刺耳的“罄...罄...”声，听起来很不好受，但还得强忍着不停地制造着这种声音。不知道哥哥他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然后还是父亲负责把刨好的竹子剖成每片宽约一厘米的细长竹篾，再用镰刀把竹篾的硬脆部分剖开，留下的软韧部分就是编斗笠用的成品了。

姐姐们就用软韧的竹篾先编好起头的框架，然后固定在木板制成的斗笠形模具上，就可以用软韧竹篾一条条地编了，直到完工。

那时编斗笠都是纯手工活，一般一个人一天才能编一两个斗笠，每个斗笠当时才卖7毛钱左右，还累死累活的，很不划算。好在姐姐们编斗笠又快又好，每人每天能编两三个，三个人每天基本能编八九个，加起来也值个5-6块。对我家来讲，也是一笔不错的进项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姐十几岁的时候，为了贴补家用，还去附近的顾家井挖过煤，也是难为她了，作为孩子们中的老大，总要过早地承担跟年龄性别不相符的责任。挖煤时，大姐还被煤层塌方压埋过，好在大姐命大。大哥初中毕业后就成了家里劳动的主力，14岁就要独自扛起百来斤“护桶”去田里。小哥初二就辍学了，14岁就四处漂荡打工，期间还因人生经验不足受过骗损失了打工所得。其他的哥哥姐姐们的经历，我就不太记得了，总之，穷人的孩子，都很苦、很难、很累，活着都不容易。

要说有例外，可能就是我这样的“满仔”了，似乎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许多苦难都由哥哥姐姐们顶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

农忙的“双抢”（抢收抢插）季节，天气最是复杂多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转瞬就会变成倾盆大雨，双抢中最怕遇到这种天气了。湿漉漉的谷子不但重量倍增运送困难，还拖延了晒干归仓的时间，下雨时间长了甚至会造成谷子发霉。

那时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脚踩的打谷机都还没出现。收割水稻时，先是用镰刀把水稻割下来一小簇一小簇地摆在田里晒着，然后用一种我们当地农村叫“护桶”的工具脱谷。这种农用工具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用得最普遍，也有的地方称作“伴桶”，四周和底部都用木板拼接并固定好，呈四方形。双手握着割好的水稻根部，用力把有稻谷的那头朝着“护桶”的一条竖边上摔打，从而使谷子跟禾杆分离，一个“护桶”最多可供4人同时使用。

有一次，父亲他们正在我家最大的一块田里挥汗如雨地摔打着水稻脱谷，夏日午后的太阳照得脸颊火辣辣的痛，汗水有时会流进眼睛里，非常难受。水稻全都割完了，也脱了大半田的谷子，眼看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把稻谷脱完挑回家中了。

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倾盆大雨瞬间而下。父亲一边让有的哥哥姐姐们赶紧挑着脱好的稻谷回家，一边带领其他的哥哥姐姐冒雨打着剩下未收的稻谷。

看着在雨中狼狈的孩子们，父亲安慰说：“刚才日头火那么大出了好多汗，现在就当洗澡了。趁着不出汗我们赶紧把稻谷收完了回家，提前收工了也有更多的时间休息。”等把湿漉漉的谷子都挑回家，父亲让母亲赶紧煮姜水给孩子们喝。这骤热骤冷之下，哥哥姐姐们年轻身体还顶得住，父亲却感冒了。

我们家孩子多，每到吃饭时，就会出现有趣的一幕：饭锅在孩子们手里传来传去，不多一会就见底了。哪怕有时煮的是一半大米掺着一半干红薯丝的并不好吃的饭，也是如此。有时父亲会笑骂我们“个个像饿捞鬼一样”。

时至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成家立业各有各的家庭了，由于大家感情浓，每隔一两年，我们兄弟几家人都会集中在大哥或小哥家里一起过春节，有时也有一两个姐姐带着全家来。我们都会在除夕晚上炖上满满的一锅猪脚拌肥肉，一边吃着香味四溢的猪脚和肥肉，一边回忆着、聊着儿时艰辛的生活，以及，艰辛的父亲。

吃猪脚炖肥肉，如今似乎成了维系我们兄弟姐妹间感情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是我们儿时最向往的年夜饭标配。

父亲健在的时候，由于家境不宽裕，一年到头平时都难得吃上几次肉。每逢过年，虽然我们不能像其他的农家一样多买些肉畅快地吃上几天，但父亲也不愿意看到孩子们过年都吃不饱肉。那时的猪脚和肥肉，跟其他部位的猪肉比还是很便宜的。因此，每到年前几天，父亲就会买上两三只猪脚和三五斤肥肉，除夕当晚炖上满满的一锅。这一锅猪脚炖肥肉和已经成冻的汤，大年初一以后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菜，往往够一家人吃上两三天的。

如果猪脚买得早点，用盐腌好后挂在炕头熏成腊猪脚，到时跟肥肉放一起炖，那个香喷喷的味道，简直不要太诱人。

好吃不贵，还能在除夕当晚敞开了吃，过年自然成了孩子们十分向往的大事。

记得有一年，好像是大哥15还是16岁那年，满满的一锅猪脚炖肥肉，光是肥肉大哥就干掉了差不多十块，每块肥肉差不多有一二两重，全家都被惊呆了！

现在有时候兄弟们在一起过年，我们还时不时拿这件事开大哥的玩笑，经常忍俊不住。

很多生活中的苦难，经过了以后，都会成为人生中弥足珍贵的回忆，以及面对眼前困境时迎难而上的动力。

如今生活变好了，菜品丰富了，充满油腻的猪脚炖肥肉也不再那么诱人了。但每到年关，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一锅猪脚炖肥肉，想起父亲。

父母老宅的旁边，之前有一片小池塘，池塘里时常种着一些菱角。菱角的果实壳通常呈黑色或紫色，形状酷似联接在一起的两只牛角。剥开硬壳后果实呈白色，煮熟后食之味如马蹄（又名荸荠），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不失为一种美味。小池塘里种得不多，父亲间或会下塘弄点给我们解馋。

小池塘的一边长着一颗巨大的空了心的樟树，中空的樟树根部紧抱着池塘边的泥土，连着塘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树洞，经常有一些青蛙、田鸡藏身栖息其中。

家里没菜或想改善下伙食的时候，父亲就会沿池塘边来到这个小树洞，双手从水下左右同时伸进小树洞摸索，通常会抓住三五只青蛙、田鸡。

当时只关心父亲抓到的青蛙、田鸡后的美味，却没想过，万一小树洞里藏着的不是青蛙田鸡，而是毒蛇呢。

如今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所幸父亲在小树洞里从没碰到过毒蛇。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农村孩子的零食是极少的，就连现在小孩子提不起丝毫兴趣的糖、饼，对那时的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一年难得吃上几回。

父亲去山上放牛或砍柴时，时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山里的小惊喜，这些小惊喜填补了我们对零食的渴望。比如，茶片（生长在油茶树上的一种肉质肥厚的病变嫩叶，味道跟莲雾果味道很像，多形成于清明节期间）、毛栗、米锥子（形状味道酷似毛栗）、葛根、野淮山、葛根虫、蜂蛹，或者一些山里野果等等，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的心头好。

每次在山上弄到这些，父亲都会放在口袋里带回家给孩子吃。看着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父亲脸上就挂着欣慰的笑。

或许劳心劳力过度的缘故，父亲的头发很稀疏，而且早早就白了。我自打记事起，父亲的头发就找不到几根黑的了，那时他也就40多岁。

为此，每次他都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头皮清晰可见。更多时候父亲干脆剃着光头。他专门买了一把剃刀，每次都是自己给自己剃头。

他的头顶正中央有一颗小肉瘤，每剃都那里，父亲的刀就很慢，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挪着剃。儿时，父亲抱着我的时候，我经常用小手摩挲着玩，很有肉感。

父亲的一生都像上满发条的陀螺一样，不知疲倦为何物似地不停忙碌着。每天天刚擦亮，他就会起床干活，仿佛雷打不动。

而大哥则是个慢性子，经常慢条斯理地起床，为此我们没少听到早上父亲在大哥房间窗口的催促声。

“快起床干活了，日头都快晒屁股了。”

“钱在王国，不苦不得，有哪个农民向你这样懒的？”

“都快结婚的人了，干活怎么还这么不让人省心？起个床还天天要大人催。”

“就你这懒劲，怎么去讨吃的？我看哪天我死了，你就会跟着饿死的。”

诸如此类的话，听得我们耳朵都快起茧了。

其实大哥做事虽然有点慢有点磨，但还是很能吃苦的，而且有韧劲，爱动脑。

木工手艺就是他看别人做，拆下成品琢磨，买相关书籍、图纸对照学、练而自学成才的。渐渐地，大哥成了附近村少有名气的木匠，并又学会了砌房子、贴地砖等手艺。

他先是在附近农家揽活，然后进到城里专门做给人贴地砖的活计。虽然这是个辛苦活，但跟很多纯靠体力讨吃的农民工比，却也强了不少。

一个人在城里做了几年后，大哥干脆把大嫂也叫去给他打下手了。夫妻俩凭着双手，在城里买了房。

看到贴地砖活多，大哥还把我小哥、三姐、侄子，大嫂家的几个兄弟侄子以及个别关系不错的朋友等都叫去跟他学，出师后再单干。慢慢地，带出来的这些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们也在城里站稳了脚，很多都在大哥城里的家附近买了房。可以说，大哥对自己兄弟姐妹，对大嫂娘家，都是尽力帮衬，做了很大贡献的。

大约在64岁那年，积劳一辈子的父亲中风了，开始还能拄着拐杖到处走走。干不了农活的他，还是时常去自家田地里转悠，指挥着家人该这样做该那样做了，他放心不下赖以生存的土地，放心不下这个家。

看着父亲那焦急而有心无力的眼神，我们感觉心酸又心痛，却不能出言安慰，因为父亲不爱听那些安慰的话。我们唯有做好他安排的一桩桩农活，让他心安一些。

一次，父亲不经意间吃了忌口的食物，再次中风了，这次中风令他半身不遂，瘫倒在床，除了喂食时能自主咀嚼外，基本做不了其他的动作。

在床上躺了三年，虽经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劳碌一辈子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远离了病痛的折磨，远离了他无尽的牵挂。

父亲咽气时，是大哥给他送的终。

母亲则洗着给父亲喂水的杯子，低声喃喃着：“以后想喂也没人喝了。”

父亲入土的那天，我蹲在刚垒好的新坟前，哭了很久。

我是不相信世间有鬼神存在的。但是，我却又特别希望真的有。

那边的父亲，应该不再有病痛的折磨了吧？孩子们烧给你的各类用度，应该够你过上地主老财般的生活了吧？看到大哥还没有被饿死，你应该也没有更多的牵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