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平安

我同晓苏相识于1980年代中叶，那是他文学的起步阶段，彼时粉丝这一网络热词还未出世，我便作了他热心的读者，从20世纪一直热心到21世纪。我目睹他像一个勤勉的农人，在上帝划拨给他的那块土地上劳作，几十年耕耘不辍；又像一个顽强的登山者，朝命运指定的那座山峰前行，几十年攀登不止。每一滴汗水，每一步脚印，都被他化作了一个个方块汉字。

但凡老读者对一个老作家的新作，都希望能获得一些新鲜的阅读感受，熟悉的眼光中便免不了会多一份比较，也多一份挑剔：你在写作的数量上又有了长进，与此同时，在质量上是否有相应的提升呢？因为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是每一个有出息的作家耳旁需要时刻提醒的声音，尤其是不重复自己，更具挑战性，也更具严酷性。许多名家大家，前期煌煌，后期平平，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借往日的余荫，在不断地重复自己中打发日子。

不过所谓不重复自己，细究起来，未必不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一个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少不了若干相同风格作品的累积，只有当这种累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方能在万千作家中烙下自己的印记，朝秦暮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是文坛学步者的写作姿态，须知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常常离不了个性化差异化设计对受众视觉的狂轰滥炸。

熟悉晓苏的读者都知道，湖北西部保康的油菜坡和华中重镇武汉的大学校园，是晓苏的两个文学根据地，是他深耕细作的两块应许之地，此即佛祖所言“弱水有三千，只需取一瓢饮”；而写“有意思的小说”，则是晓苏在小说界亮出的一面旗帜，其理论内涵的关键词是“民间立场”“趣味性”“可读性”。为此在有限的地盘上，他采取的是“掘井”式的操作方法。我就是在这两个维度上，考察晓苏在新著中如何不重复自己的。

一

先谈谈晓苏的学院生活小说吧。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新作与旧作区分度最大，也是提升幅度最明显的地方。

晓苏的学院书写几乎与乡村书写同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于1990年问世，其中便有多篇反映大学生活的小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急速的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大潮天风海雨般扫荡着中国每一个角落，也席卷了昔日的象牙塔。社会价值取向与八十年代形成巨大逆反，文学的启蒙工程随着自身的不断边缘化而彻底崩塌，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社会角色终归消解，晓苏的学院小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他用一系列短篇连缀而成的人物画廊，让我们清楚地直视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高校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异。一言以蔽之，那些千百年来受人崇敬的风骨和节操，在五四时期表现为启蒙大众的盗火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为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在极左年代的政治高压下表现为宁折不弯的独立精神，这些皆可视为鲁迅先生盛赞的民族脊梁的体现，已被谋取现实利益的蝇营狗苟取代。李泽厚先生告诉大众：当今的读书人已经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从公共空间抽身而去，退回到书斋中做学问，他们只能成为各自狭小领域内的专门家，而不再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了，于是“思想家”淡出，而“学问家”增多，“知识分子”便退化为“知道分子”了。然而读一读晓苏的学院小说，你会明白就连上述的精辟之论，也实在是高看他们了，因为倘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问家，也需要具备马克思·韦伯所推崇的那种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发自内心地对学问献身”的情怀，以及必不可少的勇气和热情，非此则耐不住青灯孤影的寂寞。

《泰斗》在描绘这幅当代儒林群像时，在短篇小说单纯的主干情节中，却涂抹了比旧作更驳杂的色彩。

吴氏集团老总吴修，与某名牌大学及其学术圈原本互不搭界，但这个“高考失利，只勉强上了一所专科学校”的商界大佬，却热衷附庸风雅，一心想到该大学谋一个客座教授头衔，要当客座教授，需先取得博士学位；待博士文凭到手，还须有学术著作；著作出版之后，需召开新书发布会；发布会需要一位学界泰斗站台证明获得认可，方可为聘任客座教授铺平道路。互不搭界的学商两界便由此发生了交集，牵引出史学院办公室主任张不三、史学院院长熊究究教授、副校长任德卿等一干大学精英。“吴修的博士学位是跟熊究究读的，假如没有导师的神助，他不可能把博士文凭弄到手”，而熊究究的侄儿得以安排进吴氏集团开车，“每月收入至少有一万元”；任德卿的老婆被吴氏集团聘为法律顾问，顾问费每年十二万，而“任德卿把学校的基建任务差不多都给了吴氏集团”；张不三的作用，则是居间牵线搭桥，领取好处费，每次办事，都会得到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鼓鼓囊囊的，像一条怀孕的鱼”。吴修附庸风雅之路顺风顺水，走完了这条权力寻租、利益勾兑的完整链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待学界泰斗章涵教授莅会即大功告成了，不料最后时刻，章涵获悉“吴总的新书是找人代写的”之后，当即“忿忿地下车回家了”，吴修机关算尽却功亏一篑，“双腿陡然一软，然后就一屁股瘫在了地上，看上去像是中风了。”这一幕与果戈理《钦差大臣》的剧终，当真正的钦差大臣到来，众官僚面面相觑个个呆若木鸡，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儒林中的种种乱象，源于体制的弊端和人性的痼疾，同属蝇营狗苟之辈，自然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如何避免落入漫画式、脸谱化的窠臼，如何将各色人等区别开来，以避免千人一面，仍然是小说家努力的方向。在体量不大的短篇小说中，《泰斗》根据不同身份、地位、教育背景，根据在小说结构中所占的不同比重，几个新儒的面目仍然是清晰可辨的。熊究究是话匣子，“犹如水库泄洪，滔滔不绝”，为想象这位教授、博导的讲坛风采留下了空白。张不三作为史学院办公室主任，游走各方，“不断地通风报信和出谋划策”，是小说中的活跃分子，这与其职务十分相合。“年纪不大，职务不高，但聪明过人，八面玲珑，特别擅长牵线搭桥”，那个“第一个到来”会场，当“老远就听出了熊究究的脚步声”之后，立刻佯装抽烟而“麻利得像老鼠躲猫”般从侧门溜出，只是为了不能在顶头上司之前先到的场景，那个“随身带着一只小皮包”，直截了当收取好处费，“轻轻一捏就知道是五千”的动作，那察言观色的本领，替领导解围的随机应变，都让人过目不忘。张不三是对办公室主任这一社会角色极为精彩的刻画。身为大学副校长的任德卿，是一个官场老手，道行自非张不三之流可比，即便是索要出场费，也是话中有话，暗示提醒，而且是将钱打到老婆卡上。三人面目的清晰可感，是借助许多细节化的生动描写而得以彰显的，它是小说的血肉是否丰满的不可或缺的刚性指标。

始终没有出场的泰斗章涵，其形象的建立，很大部分是通过众人的讲述完成的，“一大串章涵教授的故事，有的像传说，有的像神话，有的像段子”，诸如照相的故事，喝酒的故事，部长慰问的故事，当高级职称评委较真的故事，以类似于《十日谈》的嵌套手法，间断性地分布在小说中间，调控着小说的叙述节奏，如几盏不同方向的聚光灯，先后聚焦到一个中心点上，凸显出章涵教授泰山北斗一般的人格风范。杜勃罗留波夫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大雷雨》，将其中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比喻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而章涵之于蝇营狗苟的一干众人，则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人品高下的强烈对比，借用省长的口吻表达：“当今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不像知识分子了。只有章涵教授，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那种气节。”因为有泰斗的存在，才整体上抬高了今日大学教授的平均身高，给净土与象牙塔存留了一份洁净和尊严。

高校生活小说的整体提升，还表现在其他篇目上，《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与此前常以单面孔视人的学人，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主人公李伦是个思想品德专业教授，“一向老成持重，喜怒泰然，说起话来也总是一板一眼，不惊不乍”。就个人品德而言，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为人夫，他情深意笃，妻去世多年也无意续弦，尽管说合之人多多；为人师，他一直牵挂着毕业多年的弟子，并亲往探访；对女儿工作调动，不肯出面向曾为学生的人事处长打招呼，以致父女闹翻；外出讲学，面对豪华宴请罢席而去；平日助人为乐，有求必应，常不惜打肿脸充胖子。如此等等。

但是李伦却与泰斗章涵不属同类，他没有魏晋风度，缺乏“爱美之心”，哪怕鸣沙山月牙泉，也无法让他从“看报纸”上分心。这是一种读书人常会有的，而今已不常见的古板、迂腐、不食人间烟火的孔乙己性格，当他一本正经地“跟前来打扫卫生的服务员谈心，要她爱岗敬业，不断进步”时，恍然使人想起孔乙己教孩子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这种性格注定了其人生是悲剧与喜剧的交集。如果说在孔乙己，是食古不化，在李伦，就是思想僵化了。他以可笑的理由干预女儿的婚恋，更以政治正确的出发点，介入弟子的个人情感领域，以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苦心孤诣，换来的却是人人“都对他意见很大，并且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就毫不奇怪了。

不过再一细想，如果李伦为女儿的事打通关节，自然就“灵活”了；面对豪华接待笑而纳之，当然就“变通”了；以“老板”身份让弟子为其打工，思想也就“解放”了，但如此一来，李伦还是李伦吗？这显然又是一个悖论，晓苏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

学院小说带给我新鲜的阅读感受不止一端，某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操作，体现了小说叙事手段的更趋精熟。

“蓄势+反转”式的篇章结构，即所谓“欧·亨利式结尾”，已经属于比较古老的小说修辞了，但在短篇小说中仍然有生命力。这种手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其胜败很大程度上，系于作者在与读者的智力竞赛中，能否略胜读者一筹，写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尾来。

我的阅读经验是，在小说的蓄势阶段，便开始猜测作者如何收束，能猜出十之八九，与大大出乎意外，带来的阅读快感是大不一样的。《花饭》就属于后者。

小说的骨架，是一个资历平平的人，短短五年间，评教授，升博导，当龟山学者，每一个台阶，都是凭另类手段而得握一国家级项目，以调动工作另择高枝为要挟，以请吃花饭为活动手段，借“贵人”学院副院长倪飞而登上的。小说以倪飞反过来请“我”吃花饭制造悬念，以迟迟不来引发猜测，最后谜底揭晓，原来倪飞在激烈的院长职位竞争中，从“我”的三次调动工作另择高枝中取得真经，依样画葫芦，果然如愿胜出。

二

晓苏经营多年的油菜坡，已经蔚然为一个花团锦簇的文学世界，洋溢于其中的喜剧性，是众多会心读者的共同感受。即以本集中的《裸石阵》《家庭游戏》《老婆上树》观之，三篇小说，各有其内在的喜剧性。

《裸石阵》的切入点，是此前多有涉猎的农村光棍汉问题，在晓苏小说中，这已是一个老问题了，但是将其挪移到“精准扶贫”这一新的社会背景下，便自然会有另一番风景呈现，再具体点说，是让光棍汉遭遇到新的人物，产生出新的矛盾来，小说便掀起了新的波澜，滋生出许多新的意思来。

报社记者刘婉溪（首次出场的衣着是“穿了一条黑色皮裙”）、驻村干部罗贵干（“胸前别红像章”是不变的配饰），就是走进油菜坡的新人物，而贫困户赵铁杵脱贫路上的风风雨雨，就是在同“黑色皮裙”和“红像章”之间的纠缠中，最终迎来丽日蓝天的。

贫困户脱贫之路多多，概而言之，无非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经营副业等几大项，赵铁杵则是在刘婉溪的点化下，开发“裸石阵”作为旅游项目创收，这一“因地制宜”，别开一面，彰显的是成就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想象力。

“裸石阵”的命名，引起了习惯了给人戴帽的罗贵干的不满，这位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驻村扶贫干部，主要任务是“抓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说是精神扶贫”，于是守土有责，见微知著，认为“名字太庸俗”“流里流气”“容易让人往那方面想”，遂“在招牌上罩个蛇皮口袋”，并限期改名——这比鲁迅先生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云云，又跃进了一层——他甚至认为女记者的黑皮裙也“着装不严肃”，便无怪乎得知光棍汉们晚上居然轮流抱着女记者的合影睡觉，就更加“怒不可遏”了。

罗贵干的此言此行，道学先生的色彩很浓，但可以从其职务所系得到合理的解释，至多是一个思想僵化，不够解放的问题，与个人品德应无必然联系，甚至对县委书记的谄媚，也不过是官场常态。但当他“双手叉着腰”，声色俱厉地拒绝为农民赔偿损毁青苗时，这就不仅是思想僵化，而是一个当官做老爷的工作作风问题了。至小说结尾处，罗贵干竟“跑到邻县去嫖娼，被公安局抓住了”，这一短篇小说习见的反转法合乎逻辑的运用，才完成了对罗贵干其人的性格定位，原来就其主导面而言，这是一个假道学、伪君子，它使我们立刻联想起莫里哀笔下那个著名的伪君子达尔杜弗来，一个伪装成极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士；一个“红像章”不离胸口；一个看到女佣袒胸露背的着装时，便要假惺惺地用手帕遮挡，以免“引起有罪的思想”；一个看见有“裸”字的招牌，也要罩个蛇皮口袋并限时改名。时空的巨大悬隔，不会消弭虚伪这一人性中的缺陷，它不过是历史性地变换着宗教的、政治的马甲而已。《裸石阵》的喜剧性，集中在人物身份与人格的分裂上，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其基调是辛辣的讽刺。

《家庭游戏》与之大异其趣。故事讲的是谷家三兄弟，老大（谷丰）襄阳做官，“还是单位上的一把手”，老二南方打工，老三在老家务农。三兄弟的三个孩子分别是大学生“我”（叙述者）、初中生谷已黄、小学生谷未熟。大小六口回老家陪爷爷奶奶过年。三兄弟中，老大是“最有出息的”，回到老家，主持家务，也“相当于单位上的一把手”。为了安排春节团圆饭，谷丰主持家庭会议，做动员报告，宣布人事安排，各家老少均有部长副部长等职务委任，制定规章制度，明确处罚标准，如此等等。小说在谷未熟对三次违纪与处罚中层层推进，高潮是谷丰个人自用的一百元枸杞的报销上引发的波澜，以谷已黄代人受过而避免当事人尴尬，最后以劣币淘汰良币，以“灵活多了”的“成熟”的谷已黄，取代“不懂事”未成熟的谷未熟的“纪律部长”结束，并预示了谷已黄“将来或许很有出息”。

这是一篇新意迭出的小说佳构。如果说“庄词谐用”是一种获取幽默感的技术性手段，显然这种幽默感是局部性的，仅限于该词汇的一个点的触发，而一旦不是一个词，而是整体情节上庄与谐的倒错设计，其幽默诙谐的喜剧性就从头到尾流布全篇了。这种倒错主要是借谷丰展开的，其“一把手”身份尽在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之间显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一匠心独运的构思，小说便摆脱了具体情节的束缚，获得了寓言式的转换，小说的叙述性，可视为表层“意思”，寓言的隐喻性，则是深层的“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即暗示一种体制性的荒谬，这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给小说涂抹了一层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色彩。

《老婆上树》是一部乡村生活的轻喜剧。故事起因于县演讲协会会长提供的机缘，让农妇廖香得以打破乡间习俗，上树摘取奶柿子；素日平淡如水的公婆丈夫儿子，都对廖香的安全表现出强烈的关切，使廖香感受到从未感受过的温暖；高高在上的廖香还获得了更高的眼界，看到了山那边世界的日新月异；这一全新感受的表达，促成了廖香登台演讲，获得会长梦寐以求的市级一等奖；廖香“自从上树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了好儿媳、好母亲、好老婆。小说并未就此收束，晓苏有意打破了这首田园牧歌，让廖香在向省级大赛冲刺中铩羽而归，让平静的乡村生活复归平静，透露出作者更深一层的思考，氤氲的诗与暗含的哲理融为一体。

小说家介入现实世界的方式，与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用米兰·昆德拉不遗余力地重复的话说，就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

三

如前所述，从晓苏新作中寻找新的阅读感受，是我开卷时的心理诉求，如果一卷读毕，还能总结出一些即便尚不成其为理论，但足以为集结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面大旗下的文学队伍，提供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则小说的美学价值，便跳出了具体文本的拘囿。这部新著正具有这一特点。

这部集子中，每一篇讲述的都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场故事。如果说《裸石阵》之于精准扶贫，尚可视作近距离地书写当下生活的话，那么《黄豆开门》之于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战争，无疑便是零距离的、现在进行时的写作了。

但是，作家的在场，却并非像医务人员逆行一线那么简单。就晓苏来说，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万众抗疫，皆属宏大叙事，这显然与晓苏一向秉持的民间立场，会有某种程度的冲撞，换言之，他必须在宏大叙事的背景覆盖下，讲出“有意思”的故事来，以守护自己的美学理想。晓苏以娴熟的小说技巧，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于是我们看到，县委书记、驻村干部、报社记者联袂登台亮相，连同村支书、贫困户，搭建起一个精准扶贫的完整的人物世界，对接了宏大叙事不可或缺的元素；于是我们看到，“油菜坡打了扶贫井，盖了扶贫房，彻底解决了吃水难和住房难两大难题”，即在故事展开之前，便已经完成了需要较大投入并协调各方，因而只有政府层面才能完成的基本的扶贫任务，小说便又巧妙避开了宏大叙事设置的主攻方向，为作者另辟蹊径，寻找“有意思”的生成点提供了可能。

若问小说给我们带来哪些美学的启示，在我看来，就是在积极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介入当下中国社会现实时，努力在揭示人性的方方面面中寻找切入点，在中国故事的个性化讲述中寻找人类的普泛性。

晓苏小说的喜剧性，达到了很高的美学品位，概而言之，他摒弃了“误会+巧合+夸张+噱头”这一营构喜剧性的模式，在这个不缺生产快乐却缺乏喜剧精神的浮华时代，从根本上避免了滑向油滑搞笑的末路。晓苏小说的喜剧性，形成了一种浸透了幽默感的，内敛而不张扬的叙事风格。当然技术性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选取智力或道德水平略低的人物作为“戏剧化的叙事者”，某些滑稽性的细节的重复，某些带有夸张性的新奇比喻的使用，以及倒错、悖谬、庄词谐用，等等，但喜剧之为喜剧，要在作者观照人物与社会的独特的眼光，以及基于其上的价值判断，这才是喜剧性灵魂的所在。

还有一个文学创作与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作家的感叹，说当今社会生活的光怪陆离，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于是想象力遂成为文学批评文章中的高频词汇，中国作家似乎铆足了劲，要在想象力方面，和生活一决高下。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作家在生活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缠斗中，作家的胜算到底能有几何？退一步讲，即便是我们的小说能写得比生活更光怪陆离，更匪夷所思，是否这就是伟大作品的衡量标杆呢？或者说，这就是我们应当行走的一条正确路径呢？

从这个角度审视这部小说集，想象力固然不可或缺，但将其归于想象力的成功，恐怕也不见得。小说所写，皆为作者的身边人，身边事，甚至是呈原生态的、写实性的真人真事。这些为人习焉不察的、熟视无睹的、非审美、非文学的元素，在晓苏的观照下，进入了审美的领域而被文学所接纳，其奥秘何在呢？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对一棵松树的三种态度的文章来，与木匠的实用态度不同，与植物学家的科学态度不同，艺术家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眼光，是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晓苏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告诉我们，对生活充满热爱之情，怀抱敬畏之心，让双脚紧紧踩踏在这片热土上，比乞灵于想象力的勃发重要得多。

阅读晓苏大学校园系列小说，看到林林总总的当代儒林构成的风景时，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这些人物属蝇营狗苟的宵小，还是高洁自守的清流，清一色的都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没有见到自然科学学科教师的身影，如果我们承认不同专业对人的形塑作用的差异（例如理工男就不同于文科男，即便同属文科，学古代汉语的与学现代英语的也会有差别），则即便同为宵小或清流，其表现形式乃至于人物的言谈举止，应当有其显性的差别，晓苏已经精彩地表现了思想品德专业对李伦性格的巨大形塑，单位一把手的官场生涯对谷丰言谈举止的巨大形塑，但显然是受自身学科的拘囿，比如不同院系之间的交流肯定少于同道，而现代教育的分科也天然地筑起了彼此间知识的藩篱，所以还没有深入到这一未知领域。涉足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而非以此则很难建立两类人之间深层次的沟通，更遑论触及科技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是当年挟“科学的春天”的骀荡春风，徐迟老前辈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为了打通与对象间横亘的藩篱，已逾耳顺之年的徐迟先生贾其余勇，大胆跨界，捧起艰涩如天书一般的数论、地质学、遗传学、植物学、物理学等著作研读，很难想象没有这番苦心孤诣，会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的名动华夏。另一位跨界成功的作家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宣布的颁奖词称其“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叙述想象力，把跨越边界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传说与历史、现实与梦境、科学与科幻，托卡尔丘克在诸多领域游走，将跨界视为一种生命形式（the crossing of boundaries as a form of life），而终成一代大师。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晓苏尚未跨界，却未尝不是好事，这正好说明，晓苏的大学校园小说，一如他钟情的故乡油菜坡，都是具有无限开拓前景的文学沃土。当我们说文学之树长青时，实际上不就说的是生活之树长青吗？只要天轮流转不息，只要人类生生不灭，在油菜坡和大学城里敷演的人生戏剧，就不会有剧终的一天，脚下的土地就不会辜负辛勤耕耘的农人，我们也就尽可以对晓苏未来的收获，对他朝峰顶的奋力攀登中再上一个台阶，怀抱乐观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