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宁夏时光在线阅读

我的宁夏时光

王庆同

文学 / 文集 · 12.4万字

《我的宁夏时光》是王庆同教授讲述自己自1958至2018年在宁夏生活的60年间(22至82岁),经历了宁夏日报编辑、记者,盐池边外(古长城外)荒村油坊梁“监督劳动”者、沙海劳力,盐池中部青山公社生产干事、文书、公社党委委员、副主任,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宁夏大学中文系中共党总支书记(一届)、中文系新闻学教研室主任(11年半)、新闻传播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宁夏大学退休干部(已24年)等身份的转变。

品牌:宁夏黄河出版集团

出版社:阳光出版社

本书数字版权由宁夏黄河出版集团提供,并由其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目录

第1章 塞上春秋

(宁夏日报采编生活琐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我二十二岁。那年夏天,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我,自愿到即将成立自治区的宁夏工作。8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乘火车硬座(客货混列),经兰州到达银川。

迎接我们的是个一二百平方米的类似仓库的火车站,有一些牛肋巴长条木椅,门外还有两个帐篷。火车到站后,长条木椅坐满了人,我们就到帐篷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等待宁夏工委的车来接。大约两个钟头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帐篷门口问:“谁是北大的?”我们几个一起站起来说:“我们是北大的。”他说了一个字“走”,我们提着行李走出帐篷,爬上一辆卡车。

卡车有篷,我们看不清车外的景色,只觉得车行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路上,有时要停在路边会车。走了大约一个钟头,来到一个有几排平房的大门口,那位坐在车头的干部说:“到啦,下车。”我们分别被领进几个小房间,把铺盖放在单人木床上,服务员提来一暖瓶水、一桶冷水,让我们洗脸。一位同学问:“这是什么地方?”服务员说:“这达是工委招待所。”当晚,我们吃了宁夏第一顿饭:白面蒸馍加小米稀饭、蔓菁丝拌辣子。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个人,自我介绍是宁夏工委组织处的,向我们宣布谁到哪个单位。我和七个同学到日报社。我那时耳朵不聋,但还是听不明白,就径直问:“日报社是什么单位?”他说:“日报社就是宁夏日报社。你到羊肉街口一问就知道了。”

我们几个人踏着土路去找羊肉街口。没走多久,问一位行人:“羊肉街口在哪里?”他指着前方不远处说:“对直子走,那达就是。”原来羊肉街口是个十字路口,没有交警、没有红绿灯。未见羊肉店,只有一家理发店、一家杂货铺,东南方有一个灰色墙面的邮电所:一年多后,我从这个地方取出多位南方亲友邮寄来的罐头食品,以“平息”由于饮食短缺所导致的脸庞、小腿日益水肿。西南方有一座小小的灰色砖楼,是银川市委党校。顺着市委党校这边的路往南走二三百米,路西有几排灰瓦起脊平房,看起来气派,就是日报社。我被分配到工交部当编辑。

我从这里起步,开始了波澜却并不壮阔的五年(1958—1963年)报纸采编生涯。

白天,在路西的宁夏日报社办公室上班,晚上过马路到路东,在报社单身宿舍睡觉。它是一座用木头盖起来的两层小楼。楼下住单身女职工,楼上住男的。楼梯在院子里,不遮风雨且很陡,刚开始走有点害怕。楼上几个小间一个大间,住着十几个人,每人拥有两条凳子支一块床板的床,每个房间有一张类似课桌的小桌子。多数人是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性格各异,但都比较克制,未发生你要睡他要唱之类的事。

冬天,房里有砖砌炉子,单位拉来煤,倒在院子走廊,我们自个儿用簸箕往楼上搬。小木楼外墙、隔墙用的是木板,不密封,再加上那时银川比现在冷,冬天房里很冷。早上不愿离开被窝,要睡到可能的最后一刻,譬如早晨7点半,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套上鞋,用湿毛巾糊弄一下脸,蹿下楼梯,跑步到羊肉街口杂货铺,买个优粉面包,边吃边跑,跑进办公室,不迟到一分钟。干事(每个部都有干事)已把取暖炉子捅开,架上开水壶,一会儿水开了,我们边喝热开水边办公。忙忙碌碌一天,晚上又过马路爬楼梯上房睡觉。

瞌睡轻的人睡不好。小木楼临街,只要街上有卡车驶过,就会感到床和着汽车发动机的频率抖动。

一个时期我们只有三种娱乐:一是在街上散步,二是到小木楼西南方的灯光球场看球,三是看电影——灯光球场边上有家电影院,硬邦邦的木头座椅,还有一些木柱子,如果视线正好叫柱子挡着,就得偏着头看电影。

小木楼最大的不好是无法会客。有时女朋友来了,也只好到街上“踏马路”。最早成家搬离小木楼的是某某,此后一个接一个结婚搬离。小木楼有报社一代男单的难忘岁月。

记得到银川后不久是中秋节,刚结识的一位本地通讯员得知我们孤身到宁夏工作,邀请我和两位同学去他家吃饺子。那天刚下过雨,西街(解放西街)是沙石路,叫雨水一泡,成了“水泥路”。边上有砖铺的简易人行道,可并排走三四个人。但西街中段自治区党委、人委(人民委员会)的临街围墙占据了半个多人行道,所以,通过那一段路要落到“水泥路”上。到了交际处(后来的宁夏宾馆),就直接走在“水泥路”上。我们走到那位通讯员家鞋袜全湿。他全家热情,把我们让上炕。我们三个都是南方人,学着盘腿端坐炕上。喝着饺子汤,吃着饺子,度过了在宁夏第一个中秋节。

金轮悬空,月光泻地,哪儿都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还是想起了“月是故乡明”。

顺便说一下,刚到银川时,依稀记得市内有公交车,是一种带篷的卡车,从车厢后面小木梯上下,间隔时间较长,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至于出租车,银川还没有。我们初到银川,还没置自行车,到那位通讯员家来回都是走路。

报社工交部有一部手摇电话,打电话要给报社总机报那个单位的名称或那个单位(个人)的电话号(四位数),比较麻烦。接电话倒方便,铃响就接。打进来的电话多是报告各种“大跃进”的消息。部里几个编辑有分工,谁分管的那个条条块块的电话就叫谁接。部主任、副主任与编辑们一个办公室,只是他们的办公桌靠里一些。编辑向主任请示什么很方便,走到他桌前问一下就是了。来稿较多,编辑修改,包括重要修改或稍作补充的见报来稿,一般不加编辑的署名。编辑的任务,一是编稿。二是写报道提示印发给通讯员,经常与通讯员联系,指导写稿。三是适当时候出去组稿、写稿。四是写言论。部主任顾页、部副主任徐世祥对言论很重视,编辑熬夜主要是等言论定稿——值班总编或副总编对第二天见报的言论敲定了,编辑才能离开办公室。如果编辑撰写的言论确定为社论规格,还要找自治区分管领导签字。我撰写的言论主要是工业方面的,如果确定是社论,我就要找自治区分管工业的副主席吴生秀审阅签字。那时,由于我去的回数多了,我与他的秘书成了朋友,他成了骨干通讯员,为报社撰写过社论。数十年后,我与他在一个会议上相遇,他从主席台下来与我寒暄,忆当年、叙友情,甚是亲切,真是“归来仍是少年”。

当编辑要经常到各单位跑跑,我只好用最初领到的两三个月的工资买了辆自行车。那时,买好多东西都要凭票(购货票)。我向报社人事科申请领到的是一张苏联造的墨绿色坤车的车票。这种车一倒链就是刹车,一开始很不习惯,没少摔跤。有一次,骑车到银川西门的农业机械学校采访(主题是工业部门支援农业),那个学校里土路边是水渠,我不小心倒链,连车带人倒进渠里。幸亏水不深,爬上来又骑上走,车、人都是湿淋淋地回报社。这种车的工艺水平低,车圈一着水就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通讯员,又向报社人事科申请了一张国产永久牌自行车的车票:这车笨重但结实,一直骑到1966年9月我被迁赶,才卖给报社印刷厂的一位工人。

两三年时间,我总共向报社人事科申请领取过五张购物票:除了上面说的两张自行车车票,还有一张凯歌牌收音机票,买台收音机,放在宿舍里听听音乐,想为结婚作点准备,那时结婚没有收音机不行。还有一张二毛皮票,一张狗皮褥子票。二毛皮下乡穿,狗皮褥子下乡到山区带着(折起来能放进挎包),没有热炕就铺这个褥子。

那时购买某些物品,不但要钱,还要票。我留下这个记录,是因为我申请领到的票多数与采编有关。

骑永久牌自行车采访,印象较深的报道有两次。

其一是采访银川西街市话大楼。那时,它正在施工,我写了一个报道,标题是《市话楼建设者赢得高速度》(1959年11月1日《宁夏日报》)。导语是:“最近,路过银川解放西街的人,对正在施工的市话大楼常常投以惊讶的眼光。几天不见,大楼怎么就变了样?工人们怎样赢得高速度的?记者怀着同样的心情,访问了市话大楼的施工单位——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第一工地第一工段。”全文引用这个啰唆的导语,是因为里面用了三个“大楼”,可见它在当时是“大”的楼。报道里面少不了“大跃进”的语言,但还是用较多篇幅报道工人实行班组核算和分项快速施工的经验。算是个较为实在的报道。

其二是到银川新城采访一位售货员劳模。事先掌握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我去了以后直接与她一起站柜台,六七个小时,看到她一些接待顾客的细节。下来又与她的同组姐妹座谈,写了一篇通讯(剪报没有保存下来,准确的见报日期和标题记不得了)。这个事儿,当时在部里受到口头表扬,后来也忘了。那时的部副主任徐世祥同志,在2013年10月赠我的诗中有一句“识君工商‘站柜台’”(那时工交部已改为工商部——作者注),我问他是何意,他说,当年你写一个售货员劳模去站了一天柜台。这样,我才想起确有其事。那个报道里可能也会有“大跃进”语言,但用这种体验采访的方法写成的报道,一些细节应该是较为生动、真实的。

1959年秋,顾页带我到平罗汝箕沟煤矿采访。矿长听说主任来采访,让我们到矿工食堂吃饭。那时,矿工食堂有羊头羊蹄羊杂碎,而干部食堂没有这些。顾页听后婉拒了,我们去干部食堂喝了糊糊。往回走的时候,错过火车,在西大滩火车站的车马店大炕上过夜,“大”记者顾页没有一点架子,有说有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9年2月,顾页还带我和另一位编辑高志强去中卫采访,在由我执笔、三人署名的通讯《东风吹遍宁夏川》里,顾页加了一段:“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五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中卫。下车时,天已漆黑,车外雪花飞舞,寒气逼人。我们顾不得这些,在黑夜里直向城里走去。走了约莫一刻钟进了城,一看,有的地方点上了电灯。跟我们一道走着的一个绰号叫小顽固的同志,还不相信这件事。可是等他走到电灯跟前,自己就认输了。他说:‘哎呀,真没想到。我去年12月来中卫,还没见街上有一盏路灯。’接着他加重语气地说:‘变化这样快,真没有想到。’”(1959年2月某日《宁夏日报》。保存下来的剪报只有见报的年、月,没有日)这段话里的“绰号叫小顽固的同志”就是我。我引用这段话是想留下一个文字记录:一是顾页下乡与我们“同甘共苦”;二是那时从银川到中卫的火车要走五个小时;三是中卫火车站到城里的路夜晚漆黑;四是1959年2月中卫街上才有路灯。

我到中卫县采访、组稿的次数相对多一些,因为那时中卫的工业算是较好的。大约是1960年的一天,我到中卫后直奔《宁夏日报》驻中卫县记者张智楚处(她是我北京大学的同学,一起来的宁夏)。因为是大学同学,也就比较随便,我说:“你在中卫熟,能不能弄一张羊肉泡馍票?”那时,干部口粮标准降了,肚里油水少了,人“犒”(馋)得很。为解燃眉之急,宁夏出台一个土政策——每个干部每月一张羊肉泡馍票,到指定餐馆吃一碗羊肉泡馍(付钱)。张智楚骑车出去,一会儿拿回一张。那个月我多吃了一碗羊肉泡馍(银川一碗,加中卫一碗)。

1959年八九月间,《宁夏日报》开辟了一个叫《十年山河变化多》的栏目,刊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稿件。部里安排我写一篇。我经过查资料、走访一些知情人,决定写金银滩的山河变化。金银滩原叫沙江滩,在吴忠市区东南。过去是只有少数人居住的荒滩,1958年春,中共吴忠市委支持市发电厂把电送到沙江滩的方案,架起了电线,把比沙江滩低6米的汉渠水抽到了沙江滩,沙江滩开出一万多亩水浇地,沙江滩变了样,改名为金银滩。我坐班车到吴忠,搭顺路拖拉机到金银滩,采访了一整天,写成长篇通讯《金银滩》。有个采访细节让我难忘:在金银滩采访时,听说有一位中年女社员会唱歌,会唱一段颂金银滩巨变的歌词。我想听一听,找到她家,她正在拉风箱煮饭,我说明身份、来意,她说了一句“忙(màng)着呢”,不理我。我说:“大姐,我帮你拉风箱,不误事。”她一听张口就唱,也没叫我拉风箱。后来我在通讯里引用了两句。这里,我有了一点感悟:当记者不要耍大牌,人家不理你就是不理你,你得想办法让别人理你。这篇通讯当时普遍反映较好。时隔五十四年后的2013年,当年的部副主任徐世祥赠诗《读庆同同志文集有感》,有一句“初露头角《金银滩》”,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通讯《金银滩》,我和老顾(部主任顾页)背后称赞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我有资格写通讯歌颂伟大祖国;成立20周年,我在农村劳动改造,没有资格歌颂;成立30周年,我在公社当干事,还没有彻底平反,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成立40周年,我在大学教书,没有时间出去采访;成立50周年,我退休已经3年,没有写;成立60周年,我73岁了,拖家带口,也没有写;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83岁了,儿孙满堂,他们不让我逞能写长文章了。所以,《金银滩》可能就是我这个“老记”唯一歌颂祖国“山河变化多”的新闻作品。我在这里提到它,无非是表达岁月沧桑、逆旅错过的感慨。

说起到吴忠采访,还有一件不算小的事:大约是1961年春,我从灵武县城步行到吴忠市区,走了4个多小时,目的是沿途了解农村供销社、小商店车马具供应的真实情况,因为在工商部编辑分工中,我的分工里有一项叫“工业手工业支援农业”,就必须了解这些情况。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看到路边农田庄稼长得好的,一问都是自留地;缺苗断垄的,大多是集体的地。不久,我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自留地长得不错,一看就能分出哪是自留地,哪是社里的地。我想,不管什么地,只要庄稼长得好就是好事情。就是再‘低标准’几年,只要社员缓过气来,就谢天谢地……”(下面,原件叫老鼠咬了两行。这些信件,1980年退还给我,放在柜子里,搬了几次家,没有动过。这次打开翻了翻,发现有的地方叫老鼠咬了——作者注)

那时我常去固原组稿、采访,其中,一次上山、两次下乡长了我不少知识。

一次上山:

炭山煤矿供应着固原地区用煤,但它在固原三营东北的深山里,交通不便。直到1962年3月,我有机会搭一辆顺车,于当晚到炭山煤矿。第二天一早,随一位下井干部下井。那时炭山煤矿条件差,井下有的地方要狠狠弯腰才能通过。在那样的条件下也没法采访,只是走走、看看。下午召开座谈会,矿领导刚把我介绍完,与会的工人、技术人员一看这个人就是上午在井下走来走去的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显得很亲热。大伙谈了很多这个矿近年发生的变化、改善矿工福利的措施等情况,还介绍我到附近的地质队、公社的综合厂采访,说那里也有新闻。我完成采访任务,写了一篇《炭山行》(1962年4月8日《宁夏日报》),组版编辑特意请美术编辑手写标题。随后我又写了一篇《党小组长王保民》——党小组长、老矿工王保民细致做思想工作,很感人。我的感悟是:记者对从事艰苦职业或社会地位较低的采访对象,要有足够的尊重,有条件就去体验一下。

两次下乡:

一是1961年7月底,我从六盘山的和尚铺步行几个小时到蒿店采访(误了班车),写了通讯《蒿店见闻》。还写了一个内参,反映固原某些地方生产队干部对搞家庭副业还有顾虑,要加强对农业六十条的宣传。

二是1962年7月,我同海原县农具厂下乡修配小组的工人,一起拉着架子车,先走到贾埫公社,第二天走到郑旗公社,观察、体验并直接参与工人修理农具的活动,了解到许多工业支援农业中的情况,用日记体通讯写了《更好地支援农业——随同修配工人下乡的日记》,编辑部重视,分两次在二版以楷体字发表。直到今天,我都珍惜那次下乡的感悟:记者采访一定要深入,有些问题、情况、经验、教训,浮在上面是了解不到的。

十一

我多次到海原县农具厂组稿、采访,那是我的“点”(工商部要求编辑都有自己蹲的“点”)。我每次去住厂里的工人宿舍,工人对我熟悉、信任,我回银川时,一些工人把自己的钱交给我,让我在银川帮他们买东西,如好一点的布、鞋、背包等,买布还让我带布票,要我下次去时带去,我从没叫他们失望过。我的这个“点”为我提供了许多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对我做好编辑工作很有帮助。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厂长刘宝俊同志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平反后很快与他恢复了联系。

那时固原县到固原地区各县都有班车,有的是轿车,有的是带篷卡车。轮上带篷卡车就吃土。《宁夏日报》那时没有记者证,只有工作证。有时轿车人满了,要坐卡车了,我就拿工作证找固原县汽车站的鲁科长,我说有紧急采访任务,要坐先开的轿车,他就在二指宽的纸条(他自己卷纸烟用的)上写“把记者加上”,我就能挤上已满员的轿车,避开后面走的卡车了。

1960年前后,我到固原去还有两事可一记,一是从银川坐班车去,路过同心,在有的地方,我看到不远处村庄边的树干是赤裸裸的,是白的。二是固原县南河滩农贸市场,冬天有黄萝卜卖,二元一斤(我月工资六十三元),我没少吃:切成小方块,加水放牙缸或饭盒里,搁取暖炉子上煮,连汤带小方块一起下肚,聊胜于无。不管怎么说,我是知道“吃”之重要的,直到现在,我都不允许家里随便把吃的倒掉,都不允许到外面吃不把吃剩的带走。

我已是耄耋之年,回忆的潮水使我寝食不安。现在,删节、修改、敲定以上文字,留个史料吧。

继续阅读下一章
继续阅读
加书架
立即阅读
打开QQ阅读
新人免费读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