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8-05 15:40:14
《局外人》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诞人形象。主人公默尔索是一名公司小职员,他对一切都漠然置之。在他眼里,构成周围人道德准则的一切义务和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失望的重负,他统统弃之不顾;甚至连他母亲去世也引不起他多大的痛苦。他的内心非常空虚,平日像掉了魂似的无所适从,毫无愿望,毫无追求,以致在沙滩上盲目地对阿拉伯人开枪,最后被判处死刑。
译者:田伟华
上架时间:2019-10-01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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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举行葬礼。特致慰唁。”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约八十公里,我坐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能到。这样就能赶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赶上这样的事,他是无法拒绝的。但他不太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错。”他什么也没说。然后我想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毕竟我没有什么请他原谅的,他才应该对我表示慰问呢。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很可能会作此表示的。好像我妈现在还没有死,等下了葬,这事才算完结,一切才有了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坐两点的汽车。天气很热。我在餐馆吃的饭,像往常一样,还是在塞莱斯特餐馆吃的。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你只有一个母亲。”我出门时,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我还要去艾玛尼埃尔家借黑色领带和丧事袖章,心里有点烦。他伯父几个月前死了。
生怕赶不上车,我是跑着去的。很可能是因为跑得急,再加上路很颠簸和汽油味,还有天空和公路散发出的光,搞得我昏昏沉沉,直打盹儿。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时,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问我是不是在赶长途。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两公里,我步行去的。我想马上见到妈妈,但门房告诉我得先见院长。院长正忙,我等了一会儿。其间,门房一直在说话,然后,我见到了院长。我被领进他的办公室。他是个小老头儿,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搞得我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说:“默尔索太太三年前到这里的,你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在怪我,就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你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你母亲的档案。你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她需要人照顾。你挣的却不多。其实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快乐一些。”我说:“是的,先生。”他补充说:“知道吗,她在这里有朋友,和她年纪差不多。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你还年轻,她和你在一起会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时,总盯着我看,还什么都不说。刚来养老院的那几天,她总哭。但那是因为她不习惯。过了几个月,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也会哭的。这是因为她习惯了。因为这个,我去年就没怎么看过她。也是因为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日——还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费的力气。
院长又在说话了,但我已经不听了。然后,他说:“我想你愿意看看你母亲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到了门口。下楼时,他向我解释:“为了不刺激别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小停尸房了。每逢有人死了,别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可终日,这让我们很难照顾他们。”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很多老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聊开了。那声音就像一群鹦鹉在聒噪。院长在一幢小房子门前停下,说:“默尔索先生,失陪了。有事去办公室找我。按照惯例,下葬仪式在明天上午十点举行。你早点来,这样有时间守灵。最后说一点:你母亲好像向朋友们表示过,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该安排的我都已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一声。”我谢过他。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未想到过宗教这种事。
我走了进去,里头很亮堂,墙上刷着白灰,顶上开着一个天窗,家具就几把椅子和几个X形的架子,屋子中央的两个架子上支着一口棺材,盖子都盖好了。棺材上只能看到一些闪光的螺丝钉,还没拧紧,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棺材旁边,有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一件白罩衣,戴着一块色彩鲜亮的头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站到我身后。他肯定是一路跑来的,说话有点结巴:“我们把盖子盖上了,但我想还得把盖子打开,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把他拦住了。他问我:“你不想看?”我回答:“不想。”他不说话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不该这么说。他看了我一眼,然后问:“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好像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答道:“不知道。”他开始捻灰白的小胡子,没有看我,又说:“我明白了。”他的眼睛呈淡蓝色,很漂亮,面色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然后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得的是脓肿。”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看了两眼,发现她眼睛下面有条绷带绕着头缠了一圈,鼻子那里的绷带是平的,整张脸看上去就是白色的绷带。
等她走了,门房说:“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人站着,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时,整个房间里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胡蜂嗡嗡叫着冲撞着玻璃顶棚。我觉得有些困。我头也没回,对门房说:“你在这里干了很久了吧?”他马上答道:“五年了。”——好像一直在等我问他。
然后,他说了很多话。他说,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干一辈子门房,他是很难认同的。他今年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说到这里,我打断了他:“哦,你不是本地人?”然后,我才想起来,他领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跟我谈过妈妈的事。他劝我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待过,并且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守灵能守三天,有时还能守四天。但在这里,在灵车后面跑跑,就把人埋了,真叫人没法习惯。然后,他妻子对他说:“快别说了,不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赶紧插嘴:“没事,没事。”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
在小停尸房,他对我说,他来养老院是因为穷。他身体不错,就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此之前,我就很吃惊,他说起养老院里的那些养老者时,总说“他们”“那些人”,有时也说“老人们”,其实养老者当中有些人还没他岁数大。当然了,他说自己跟养老者不一样。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管着他们呢。
就在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天突然黑了。天窗上的夜色聚集变浓。门房打开灯,灯光猛地一闪,让我睁不开眼。他建议我去食堂吃晚饭。但我不饿。然后,他提议给我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喜欢喝牛奶咖啡,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把咖啡喝了。然后我想抽烟。但我犹豫了,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没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俩就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母亲的朋友们也来守灵。这是惯例。我去找些椅子,拿些咖啡来。”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让我困倦。他说不能,灯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在这之后,我就没怎么注意他。他走了,拿了些椅子回来摆好了。他在一把椅子上放下一把咖啡壶,周围放了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个女护士也在屋里坐下了,但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但从她胳臂的动作看,她是在织毛线。屋里很暖和,咖啡让我浑身暖乎乎的,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从敞开的门里飘了进来。我觉得自己打了个盹儿。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刚才合着眼,屋里好像比刚才更白了。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个物体,每一个角落,每一道曲线,轮廓十分分明,刺痛了我的眼睛。就在这时,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人,在刺目的灯光的照射下,静悄悄地挪动着身体。他们都坐下了,椅子连点声响也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过人,他们的面容和衣着的每个细节我都没有漏掉。可我听不见他们,很难相信他们真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腰上的带子捆得很紧,让肚子更加突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老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几乎所有的男人都瘦骨嶙峋,几乎都拄着拐杖。让我震惊的是,他们脸上看不到眼睛,只是从一堆皱纹中透出一点微弱的光。这些人一落座,多数都打量我,拘束地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的嘴里,让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想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坐在我对面门房周围,不住点头。我一时觉得很荒唐,这些人好像是来审判我的。
不久,其中的一个女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在不住地轻轻啜泣。我觉得她永远也停不了。其他的人好像没有听见她哭。他们弓着背坐在那里,神情沮丧,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盯着棺材或者手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这么盯着。那个女人还在哭泣。我很奇怪,因为我不认识她。我不想再听她这么哭下去了。可我又不敢跟她说。门房向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就又像刚才那样哭下去了。门房走到我身旁。他挨着我坐下。过了好一阵子,他对我解释:“她和你母亲很亲。她说她就你母亲这么一个朋友,现在她谁都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在屋里坐了好久。女人的叹息和啜泣声慢慢小了。她总在抽鼻子。然后,她终于不出声了。我不困了,但很累,背又有些痛。这时,谁都不说话,让我很难受。我有时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几个老头子在吮吸腮帮子里头,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在胡思乱想,没注意到自己在搞小动作。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中,面前躺着的这个死人对于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回想这件事,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把门房端来的咖啡喝了,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夜晚过去了。我记得睁过一次眼,看见老人们都蜷缩着身体睡着了,只有一个老人,下巴放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盯着我,好像在等着我醒来。然后,我就又睡着了。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晨光已经悄悄爬上玻璃顶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醒了,咳嗽个没完。他不停地把痰吐在一块大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都像在动手术。他把其他人都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守了一夜的灵,搞得他们很不舒服,个个面如死灰。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出门的时候,一一跟我握手,就好像过去的这一夜虽然我们什么也没说,却增加了我们的亲近感似的。
我很累。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稍微洗了一下。我又喝了些牛奶咖啡,味道很棒。我出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把马朗戈和大海分隔开的那些小山上,天空被染成红色,风从山顶上吹过来,带来了一股咸咸的气味。是个好天。我好久没有来乡下了,要不是妈妈这件事,散散步该有多好。
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呼吸着新鲜泥土的气味,不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这时候,他们该起来上班了:对我来说,起床上班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我又想了一下这些事,但房子里的钟声打扰了我。窗户后面一阵忙乱,然后一切重归平静。天空中的太阳又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想见我。我去了院长办公室,他要我签一些文件。我见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转身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几分钟前到了,我让他们盖棺材。在这之前,你要不要见你母亲最后一眼?”我回答说“不”。他放低声音,在电话里下了命令:“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棺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参加葬礼,我谢过他。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交叉起两条小短腿。他告诉我,除了当班的女护士,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养老者一般不允许参加葬礼,只允许守灵。“这是一个人道问题。”他说。但这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他说:“你想你能理解。这种友情有一点孩子般的多愁善感,但他和你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别人都拿他俩开玩笑,说‘贝雷兹有了个未婚妻’。他听了就笑。他俩喜欢这种玩笑。这次,默尔索太太去世,他很难过。我觉得不该不让他去送葬。不过,我遵照我们特邀医生的嘱咐,昨天没让他守灵。”
我俩很久都没说一句话。院长起身,朝办公室窗外望去。过了一会儿,他说:“马朗戈的神甫已经来了。他来得倒挺早。”他提醒我,教堂在村里,到那里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祭台助手正在屋前等着。一个助手拿着一只香炉,神甫正弯腰对着他,帮忙调整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短。我们一过去,神甫就直起腰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还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进了屋,我也跟着进去了。
我马上注意到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了,屋里有四个黑衣人。院长告诉我,灵车已经在路旁等着了,神甫此时也开始祈祷。从那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拿着条毯子走到棺材跟前,神甫、助手、院长和我都出了屋。有个女人正站在门口,我不认识。院长说:“这是默尔索先生。”女人的名字我没听清,只知道是个护士。她没有笑,瘦削的长脸朝下低了低。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人后面,离开养老院。大门口,停着灵车。长方形,漆得锃亮,让我想到了文具盒。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个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局促不安、表情很不自然的老人。我意识到这人就是贝雷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边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管呈螺旋形堆在脚踝周围,白衬衫的领口很大,黑领带的结打得又太小,看上去不太匹配。他的嘴唇在长满黑点的鼻子下面抖个不停,两只形状奇怪、松松垮垮、边缘很厚的耳朵从一头漂亮的白发下面探出头来,血红色的耳朵和苍白的脸形成鲜明对比,让我吃惊。葬礼司仪安排好我们各自的位置,神甫走在最前面,后面是灵车,灵车旁边是四个黑衣,灵车后面是我和院长,最后是护士和贝雷兹先生。
天已大亮。阳光紧逼大地,越来越热。我不知道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出发。我穿着深色衣服,很热。矮个子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我朝他那边扭扭头,正看他,院长就又开始跟我谈起他来了。院长说,我母亲和贝雷兹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着,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朝四周看乡村风光,看到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小山上,红绿相间的大地上,稀疏散落着一些小房子。我开始对妈妈有了更多了解,这样的乡下的傍晚肯定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今天,步步紧逼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太阳冷酷无情,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贝雷兹有点儿跛。灵车一点点加快了速度,老头儿就落在后面了。有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着走。太阳在天空中升得好快,让我吃惊。我一时注意到,乡下早已是嗡嗡一片了,那是虫子的叫声和草的噼啪声。汗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流。我没戴帽子,只能用手帕扇风。殡仪馆的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此时,他正用右手把帽檐往上推,左手用手帕擦着额头。我说:“怎么样?”他指指天,不停地说:“太热了。”我说:“是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棺材里是你母亲吗?”我又说:“是的。”他又问:“她老吗?”我回答:“很老。”因为我不知道她到底多大年纪。在这以后,他就不说话了。我转过身去,看到老贝雷兹已经落在我们后面差不多五十米了。他正拼命朝前赶,手上摇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派头十足地走着,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但没有去擦。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走得快了点。我周围,还是太阳逼射下的那片灿烂的田野。阳光毒辣,让我无法忍受。我们曾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都被烈日晒炸了。我们的脚陷进去,在闪光的表层留下裂口。灵车上面车夫的熟皮帽子高高竖起着,就像从这黑色的油泥中浇注出来的一样。我在蓝天白云和周围单调的颜色中间,觉得有点迷糊——黏糊糊的沥青是黑的,人们穿的衣服是黑的,灵车油光闪亮,也是黑的。这所有的一切——太阳、皮子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和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让我看不到东西,脑子也不好使了。我又转过头去,发现贝雷兹好像已经被我远远甩在后面,消失在了热腾腾的空气中,然后,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了。我扭头一看,发现他已离开大路,从田野中斜穿过来了。我还注意到,我们前面的路上有个弯。这时,我才意识到贝雷兹对乡下很熟悉,正抄近路追我们。我们拐弯的时候,他追上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又看不到他了。他又一次穿过田野,抄了近路,来来回回搞了好几次。我感觉我的血往头上涌。
然后,一切似乎进行得迅速、从容又自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除外:我们进村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话了。她的声音很特别,和她的脸不相配,是那种婉转悠扬的颤音。她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会流汗,一进教堂就要感冒。”她说得对。简直没办法。我还记得那天的几个其他的影像:比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面容。他很失落,累坏了,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过,因为脸上皱纹堆垒,眼泪竟没有掉下来。眼泪散开,又汇聚到了一起,在沧桑的脸上留下一片水雾。然后,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头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晕倒了(他那个样子就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和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块根,更多的人,嘈杂声,村子,在咖啡馆前面等着,引擎发出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以及汽车开进闪烁着灯光的阿尔及尔,我想到要在床上连睡十二个小时时心中的那种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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