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粟裕(白金纪念版)在线阅读

战神粟裕(白金纪念版)

关河五十州

传记 / 军事人物 · 25.2万字

在同时代的军事将领中,粟裕是当之无愧的战神级人物。他对战场有种天才般的敏锐感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他运兵奇巧、用势奇险、胃口奇大、胆识奇绝,达到兵家“上兵若水”的最高境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本书作者,军事题材畅销作家关河五十州,用通俗化的笔法,还原了粟裕这位杰出军事家传奇的戎马人生,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揭秘了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极强的代入感,让读者体验战场的紧张和残酷,领略战术高手对决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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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不归之路

多年之后,王耀武一定还能记起一场名叫谭家桥的战役,在那场他亲身参与的战役中,红军牺牲了一位卓越战将——寻淮洲。

寻淮洲曾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他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1岁,比林彪还年轻,是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如果不死,凭其战功、资历及其善战之名,新中国成立后封将拜帅完全没有问题。

那时候粟裕还只是军团参谋长,王耀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瘦小、貌不惊人的幕僚长,日后不仅替战友报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克星。

这是一个天生与战场有缘的人。

人各有志,有时候这种志从小就能看得出来。《红楼梦》中,贾政要测试儿子未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出来,让贾宝玉抓取。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宝玉什么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钗环”抓了过去,为此还换来贾老爷一声臭骂:“酒色之徒耳!”

如果让年幼时的粟裕来抓,他紧紧攥在小手里的,也许只会是一件东西——剑!

只要“神”还留着

作为传统的古老兵器,剑代表着侠客风范和男儿血性。佩剑之人,可以云游四方,除暴安良,好不快哉。

剑客的梦想,支撑着粟裕的整个童年时光,其间还少不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虽不是出生于贾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称富裕,阿陀就是受雇于粟家的一位青年长工。

有一种说法,说民国其实是中国武侠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涌现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武侠技击高手,就连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源头也正是从此处发轫。那时候的人们,比现在更热衷于谈论武侠和剑客。

阿陀显然自己就是个武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启蒙老师。从阿陀那里,粟裕知道了许多蜚声民间的好汉名字:“草上飞”,这哥们儿轻功了得,能飞檐走壁,尤其擅长在草尖上借力飞奔;“一枝梅”,此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后,必要在墙上画一枝梅花作为记号……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听着这些故事,小粟裕激动得血脉贲张,不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剑客吗?练吧!

“草上飞”训练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过不停地跑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身轻如燕,展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奇迹。

“一枝梅”训练秘籍:找根一丈长的竹竿,只留一头的竹节,其余全部打通灌沙,这叫“狼牙棒”,一旦练熟,离替天行道兴许就不远了。

在阿陀的带领下,粟裕乐此不疲,经常练到汗流浃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儿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枪”。原料为一个子弹壳,钻洞后放入火药,再添沙子,点燃后沙子就能喷射出来。

粟裕用此“枪”瞄准“假想敌”,一击即中,顿时把他给乐坏了。

原来枪比剑更厉害!

冯骥才在小说《神鞭》中,描写了一个会用辫子格斗的天津好汉傻二,被称为“神鞭”。他后来发现洋人的洋枪威猛,就毅然割去辫子,并练出了双手使枪、百分百中的绝活,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

武侠也得随时代进步哇,只要“神”还留着。

19岁那年,粟裕终于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枪。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几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和两百发子弹。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学投向武汉,加入了中共控制的第24师教导队。

粟裕不是军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即从教导队开始。

一到教导队,教官就向这些学生兵发问:“艰苦和死亡相比,哪一个更难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难受。”

教官立即纠正:“不对,艰苦比死亡更难受!”

接下来,教官的一番训导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却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武侠小说里吃个丹药就能功力大长那么轻松,只有一轮又一轮艰苦的打磨。

第24师师长是北伐名将叶挺。某次作战,因兵力悬殊,士兵纷纷退却,叶挺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无济于事。这时突然传来消息:“叶挺师长来了!”

众人立即止步,转身向敌军发起冲锋。一个营长原先只是受了点轻伤,正哼哼唧唧地要下来,一听叶挺来了,赶紧跳下担架去打仗。

叶挺督军练兵,就一个字:严。

一般军队是“三操两讲”,教导队加量加价,为“四操三讲”,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课。学生兵的军事动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几次,为了达到标准,一排、一连的人常常要连续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队伍整齐划一为止。

紧张的生活节奏把吃饭时间都包括了进去,吃个饭,必须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则就来不及。有时教官还会故意在饭中掺入头发和沙子,你要是皱着眉头挑挑拣拣,那就别想吃饱了。

粟裕参加教导队的军训统共不过一两个月,但作为入门,已经够了。要知道,黄埔军校受训也很短,实打实的训练时间不过才3个月。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到战场上去继续练习吧。

青年战术家

教官所说的艰苦,可不单是指训练。

粟裕随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警卫队班长,主要负责保护后勤物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警卫队一人背30公斤辎重,还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枪民夫。这些民夫随时有逃逸的可能,人一走,就把枪扔下来,结果沿途丢弃了不少武器弹药。

到了广东,一场仗没打好,撤退过于慌张,好不容易筹集到的冬衣、物资、军饷又大部分被扔掉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脚。

就在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挫折过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人马上就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排长一看,脑袋都中枪了,肯定没得救,便说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卸下他的驳壳枪就走了。

粟裕心里很明白,这时候全得靠自己。当他稍能活动时,便挣扎着在路上爬行,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队。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那是起义军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叶挺流亡欧洲,黄埔出身的林彪慨叹:“队伍不行了,碰不得(敌人),一碰就垮。”

林彪时任连长,本来已经离队,只是各个要隘都有民团把守,出不去,才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这个时候,率队的朱德显示了远见,他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

蒋桂战争是蒋介石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斗,蒋冯战争是蒋介石与冯玉祥斗,原先这些人合一块儿,以革命的名义,和被视为军阀的北洋干仗。那时节,大家都把北洋当妖怪,个个抢着拿投名状,只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们自己也一个个成了妖怪。

在军阀的谱系里,北洋叫作老军阀,蒋桂冯称为新军阀。朱德一针见血地说:“军阀不争地盘不可能,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先后爆发,国民党内部打成一锅粥,谁也顾不上料理共产党的部队,起义军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

随着井冈山时期的到来,一支新型军队——红军诞生了。

红军的基本战法以游击战为主。打游击战,练什么呢?

爬山。

部队每天起床,第一个课目就练这个,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气冲上去。休息几分钟后,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饭。

红军子弹少,1支枪一般只有3发子弹。作战时,冲锋前打1~2发,冲锋后就不能再开枪了,那最后一颗子弹还得留着追击时用。

这样使用子弹,就必须枪法精准才行。粟裕每天练习单手举枪射击,他的纪录是:一只手举步枪,可坚持1~20分钟。

上世纪50年代,粟裕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按摩医生和他比腕力,竟然发现自己无法取胜,让他大为吃惊,而那时候的粟裕早就过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挥才能也开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岭之战中,担任连长的粟裕乘敌疲惫松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对方防线。

粟裕能爬山,当他带头冲到制高点时,回头一看,跟上来才9个人,其他人都还掉在后面。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滞了剥层皮,继续冲啊。

粟裕留下6个人守制高点,带3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一过山坳,发现竟然有百儿八十敌方士兵猬集一处,他当即大喝一声:“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

此时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配合着在山顶挥起红旗,吹响了冲锋号。

说好听点,这叫疑兵之计,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赌博。只要这百儿八十兵里,有那么几个有胆色,事情就悬了,粟裕也险了。

妙就妙在没人有胆色,士兵们早就慌不择路,一听动静这么大,都乖乖地把枪给放下了。

粟裕一边只有3个人,没法拿百儿八十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他们自己背机柄,俘虏们背空枪。

很多年后的解放战争中,如此戏剧性的场面经常上演,红军时期还是不多。朱德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粟裕是“青年战术家”。

敌人非常强

在频繁的作战中,机会到处都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还活着。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红十一军参谋长。

即使在苏区和红军的鼎盛时期,战争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边倒,胜利的一方有时亦须付出不小代价。在战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弹打中,而且正好击中动脉血管,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当场就昏了过去。

送到军医院时,为避免感染,医生主张将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该多不方便。粟裕对医生说:“即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最后没锯,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残疾,活动无法自如,仅能帮助右臂做一些辅助性动作。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痊愈很慢,当粟裕伤愈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早就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现为,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从数量、战斗力、武器乃至战术都有了极大改进。

过去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好像就赖一个李德,粟裕却很坦白地承认,这次敌人非常强。

战场上首次出现了飞机和坦克的影子。蒋介石原来并没有飞机坦克的成型化特种部队,是受了长城抗战失败的影响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这些特种部队当时连雏形都算不上,作战能力很弱,地空协同、步车协同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做个样子罢了,但它对红军的心理威慑作用却着实不容小觑。

有个号称“游击健将”的红军团长,从未见过飞机集中轰炸的场面,当敌机投弹时,忍不住失声惊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动的坦克一共才两辆,而且都是轻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为从没有见过,大家全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拿这俩铁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橡皮膏药一样粘着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硬碰硬的阵地战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斗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现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刘畴西做出决定,避战撤离,一个拣软柿子捏从而重振士气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往返十余县,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这些战斗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一打就走,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弄得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越来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会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以乐少华和粟裕为主,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另一种以方志敏和刘畴西为主,他们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经过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把红十军团送入了覆亡的不归之路。

相差半小时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俞济时已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

从遂安到闽浙赣苏区,不过两百多里路,正常情况下,急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红十军团不是光赶路就行,他们还得和一只接一只的“拦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敌方一个步兵团。在前卫部队已与敌军接火的情况下,刘畴西也不通知他们,就率大部队改道夜行,结果大部队是甩开了敌人,前卫部队却就此与军团总部失去了联系。

让粟裕为之扼腕的还是接下来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到达杨林。由杨林向南越过南华山,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方圆约50公里,那里仍有游击队活动。

粟裕向刘畴西建议,全军应加速通过南华山,到达化婺德苏区后再休整隐蔽,但刘畴西顾虑主力部队过于疲劳,下令宿营休息一夜,天亮再出发。

无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随粟裕行动的,主要是军团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加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总共800余人。

他们翻过南华山,一直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才停下来休息。

第二天上午,当刘畴西和军团主力出发时,已经被一个保安团卡住了通道。前后仅相差半个小时!

刘畴西指挥部队攻击,但保安团占据着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屡次进攻均无法得手,这时刘畴西又开始举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无决心投入血本,全军压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过不去,最终还是不得不绕道而行。

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俞济时的严令督促下,前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全是分秒必争,那个卡道的保安团一夜走了70里,才赶在了刘畴西前面。

偏偏这时刘畴西仍未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部队还在缓慢行军,整个队伍拖拖沓沓,前后距离足有十几里长。

一直到1月15日,红十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离闽浙赣苏区越来越近,举眼望去,不过一步之遥,方志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只有进入闽浙赣,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气。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当晚通过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下午6点,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那边传来回话:主力已经到齐,但是人员疲惫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听就急了:“情况这样紧张,哪能再迟疑啊。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全部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因为担心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粟裕指挥先头部队连夜疾行,碉堡里的敌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

这时俞济时虽在两苏区之间建立了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轻易接仗。粟裕就派两个战斗班对碉堡进行佯攻,虚张声势,其余人马趁此机会,加快步伐通过。

先头部队上半夜就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员联系,一面等待主力跟进。

下半夜,没有等到。

第二天,依旧。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

粟裕组织了大批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可是均未能联系得上。一开始还能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炮之声,后来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粟裕变得异常焦灼不安。

战场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头部队也可能自身难保。

粟裕率部离开了原定的会合地点。他的估计没错,方志敏、刘畴西及其主力再也来不了了。

最后一个机会

1935年1月16日,刘畴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坚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刘畴西的答复后,他长叹一声,久久无语。

方志敏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赶先头部队,但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刘畴西和大部队。

刘畴西即将为他连续的迟疑不决付出惨痛代价。当天晚上,共达14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分路赶到,将红十军团主力紧紧包围在怀玉山区。

红十军团主力这时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下,已是弹尽粮绝,基本失去了强行突围的能力。方志敏和刘畴西只能率部在山区里左兜右转,希望能寻找出一条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红十军团向金竹坑封锁线发起攻击。

只要冲过金竹坑,便可进入闽浙赣苏区,因此这次刘畴西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困兽之斗。在他的指挥下,军团主力蜂拥而上,全力猛扑。

就像粟裕的先头部队通过时一样,黑暗中,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搞不清外面状况,能做的只是不间断地朝外开火。

刘畴西一马当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颗子弹,警卫员急忙将他扶下来。

刘畴西并未下达撤退令,但后续部队不清楚,见军团长都撤了下来,也就跟着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国民党守军仅一个排,而红十军团可投入千余人攻击,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着夜色突出去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疲惫不堪,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竞技场上,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

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失败者唯一可以坚持和守护的是自己的尊严。作为黄埔生,刘畴西拒绝了来自“校长”蒋介石和其他黄埔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

被俘了怎么办,方志敏的回答是:“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

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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