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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讽刺小说集

马识途

小说 / 作品集 · 17.7万字

更新时间:2019-10-18 1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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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传记文学,年届九旬的老作家、老革命马识途,用他生动的笔触记录了他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近二十年的经历。其内容曲折、惊险,动人真实。

品牌: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架时间:1996-01-0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并由其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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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代序)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说的。我相信这是真理。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从一个旧社会到一个新社会、一个旧时期到一个新时期的大转变。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以及反动的旧事物总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要和新生事物进行垂死的斗争。由于旧事物是不合时宜的,它们在历史上是不得其所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它们偏偏要把自己的无价值表现为有价值,把被历史扬弃的东西顽固地加以肯定,于是乎显出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色,不得不在新社会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和荒唐可笑的人物。这就是讽刺文学的对象,也是讽刺文学永远存在的根据。

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又说:“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为了“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入坟墓”,自然就会出现“把历史上已经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喜剧”,于是作为“喜剧变简的支流”(鲁迅语)的讽刺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讽刺文学家就是把那些历史上不得其所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其落后而顽固、色厉而内荏、空虚而自鸣得意的本色揭露给读者,从而肯定新生的事物,肯定历史的前进。

从这里就可以引伸出一个道理来:在一个社会中,越是讽刺文学兴盛,越能显出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存在的自信和强大,越是敢于把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种种痼疾和丑恶揭发出来,以求得早日疗治,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健。我相信我们这个新社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出现的,它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不害怕从自己的身上涤荡尽历史遗留给它的污泥浊水。我愿意作这样的社会的清洁工,历史的清道夫,把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污秽加以扫荡,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以喜剧的形式撕破给人看,我就是这样才满腔热情地写起讽刺小说来的。

但是在那“运动体制”的年代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学百花园里风雨不断,文学百花尚且时时处于飘摇之中,偶尔战战兢兢出生于花园角落的讽刺文学这种小苗,一逢什么运动,首先遭到践踏的就是它。这些文化骑士都有特异功能,善于从幼苗的枝叶间分析出反革命毒素来。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百花园里纵横驰骋,马蹄纷飞,百花凋零,玉殒香消,连园丁也一起化作春泥,谁管你是分外香还是分外臭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以几篇讽刺小说犯了弥天大罪,吃够了苦头。不特身陷囹圄,还要忍受那些御用的笔杆子们含血喷人的“大批判”,接受那些有本事把白说成黑、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彻底革命派的“缺席裁判”。于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出现这样一种专门学问和专门家,他们靠主人赋予他们的鼻子去嗅出文学中的讽刺气味来,就是歌颂太阳的光亮也会认为是对于阿Q痢痢头的影射。立刻大张挞伐,于是那个世界变成白茫茫一片干净土。呜呼,讽刺文学,云乎亡哉。谁还敢说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呢?但是从这里正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色厉而内荏的可怜相。果然晴天一声霹雳,他们垮台了。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荒唐,反倒成为后来讽刺文学茁长的沃土。

新的时期开始了,文艺的春天到来了。讽刺文学也随着文学的全面繁荣而复苏过来。不仅那些为历史嘲弄的“文革”中的荒唐事件和可笑人物,为讽刺文学提供最好的用武之地,就是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期中,改革与反改革、因循守旧与锐意革新、陈旧观念与创新思想、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与新时代的文明生活方式,处处都在展开复杂的斗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些荒唐的人物的出台,也给讽刺文学提供新的繁荣园地。于是过去最不景气的讽刺文学,开始在文学百花园里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但是平心而论,现在的讽刺文学,还远不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作家们都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圣言,瞻望过去,心有余悸,视讽刺文学为禁区,不敢涉足。就是要写,也努力把自己的笔磨得圆钝一些,写得“全面”一些,还要贴上一些自卫盾牌式的情节和语言,或者在作品末尾栽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证明这不过是光明太阳上的微小黑点而已,是不难纠正的云云。这样便可以在某种批判场合到来的时候,自我辩解,以减轻自己的罪责。这样的讽刺文学读起来总觉得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就像看钝刀子割肉,令人气闷。而这正是讽刺文学致命的弱点,难以起到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在这同时,大家很难忘记“讽刺的乱用”的谆谆告诫,而事实上也确有乱用的现象。就是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暴露社会,以逞一快的“暴露文学”。他们有时忘记了鲁迅的话:“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它所写的事实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他又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就是所谓‘冷嘲’。”这样既无善意,也无热情,更不实事求是的讽刺文学的乱用,适足以给反对讽刺文学的人们以口实,绝非讽刺文学之福。

如此看来,要发展讽刺文学,既要去除余悸,又要防止乱用,还要在艺术上有讽刺文学的特色,甚至还要有个人的风格,写讽刺文学作品的确是难上加难。怪不得直到现在,我国不仅没有出现像西方文学史中出色的讽刺文学大家,连称得上叫讽刺文学作家的,似乎也少见。讽刺文学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影响不大。有些显露讽刺才华的作家,似乎不愿涉足,只是偶尔为之。

我并非讽刺文学作家,其实连“作家”这顶帽子也是偶然被戴上的。六十年代初才入文林,我贸然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竟然受到陈白尘、邵荃麟、张光年、韦君宜等文学前辈的鼓励,又写了几篇。就是为此而历经“文革”劫难,还是死不改悔,又写了《学习会纪实》等许多篇,以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要为我出一本讽刺小说集子。

我把已经发表的一部分讽刺小说稿子检出来,看了一下,却深感赧颜。我虽然自信有热情,怀善意,在生活中积累的讽刺小说素材也不算少。但是我观察事物尚不够深,文学根底更浅,我的艺术功力难以深刻地反映生动的现实生活。而且我虽然明知写作环境现在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双百”方针已在号召实行,然而我仍有余悸。写作时为了保险,不得不思前想后,左顾右盼。有时也不得不把笔头磨钝,甚至预发可笑的“严正声明”。戴起枷锁跳舞自然是跳不好的。我的讽刺小说大概只不过浮光掠影地描绘一点社会现象,给那些可笑、可气、可恼、可恨的“现世活宝”,勾几幅速写照而已,能不能算是讽刺文学,其实我也说不准。我之所以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是想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讽刺文学问世。我明知我的作品大有修改和深化的余地,也不想进行加工,一仍旧貌,使大家可以见到我的本来面目,就此给我以批评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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