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5-30 17:59:36
美国汉学家宇文长安(StephenKing),从90岁的舅公、修道士西芒手中,获得一部残缺手稿。它是两百多年前,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秘藏于葡萄牙保莱塔修道院。宇文长安邀请精通历史学的中国作家何大草,一道破译、修订、整理。经过十二年的考证,手稿内容终于得以还原:在大明帝国覆灭的废墟中,传教士救出一个双眼烧瞎的少女,她隐姓埋名四十五年后,终于说话,自称是崇祯皇帝的私生女朱朱,向青年史学家计六奇,口述了一部晚明秘史。晚明是神秘的年代,而崇祯则是最神秘、最悲情的末代皇帝。政治黑暗、恐怖,文化却璀璨夺目,而紫禁城内外波诡云谲。崇祯十七岁登基,天资卓慧,而时运不济。朱朱从女儿的视角,呈现父皇御花园擒杀魏忠贤、法华寺密晤李自成,以及宫中黑猫成灾、先帝遗物还魂……细节毕现,惊心动魄,揭示出帝国坍塌的内幕。故事引人入胜,可读性和深刻性兼有。语言尤其唯美、多姿,和时代、故事、人物浑然一体,构成一部丰饶、凄艳的挽歌。
品牌:安徽文艺
上架时间:2017-09-01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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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塞布尔角
纽波特大学历史系
1995年10月26日
何先生:
您收到的这封长安来信,并非来自两千年以前,而是来自七千英里之外:我即长安。
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Stephen King,汉语一般译为斯蒂芬·金,但作为汉学家,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的中文名字——宇文长安。我目前任教于纽波特大学历史系,学术方向为汉唐的蚕桑业及其输出。如您所知,长安是汉唐的伟大都城。我曾两次造访长安故地,时令均在寒露前后,所谓“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心情是百感交集的。当我说出“我爱长安”时,请您不要误会,这绝非病态的自恋,正相反,是对无法重现的美好年代的缅怀,“长安”是那个年代中的绝色。
我和中国渊源极深,甚至早于负笈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的岁月。从广泛的谱系上说,现主持哈佛东亚所的孔飞力博士是我的同门师兄,他研究乾隆朝妖术大恐慌的力作《叫魂》,在汉学界卓有影响,还很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相比之下,我著作寥寥,不敢以“述而不作”自我辩解,实在是生性懈怠,颇近清末之旗人,常以茶、酒自娱,佐以中国古典诗词,在风月中快哉。三年前我决意撰写论文《蜀锦考》,查找的文献厚可盈尺(抑或三尺),奈何庸碌度日、蹉跎时光,迄今未能完成其中一半。先师坟草数青,墓木已拱,我每念及愧对师门,总汗颜无以自容。师兄诸人视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不忍痛责,只能温言相劝:汉学博大精深,如灿灿宝山,汝已在赴宝山途中,切莫空手而回,云云。种种教诲,使我感动之余,数度下了决心,终究是要写完《蜀锦考》。但是,建议我不揣冒昧给身居锦官城的您写信的,却是我的女友,她姓唐,芳名欢君——而且,这封信与我的论文并没有关系。
欢君籍贯重庆沙坪坝,出身中医世家,1989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退学后赴美,打工之余,不倦于旅行、求学。有一年夏天我去大峡谷旅行,旅途中暑,上吐下泻,躺在汽车旅馆奄奄一息。有个陌生女孩给我扎了针,那些可怕的、有灵性的针,银光闪闪,刺破我的肚子,快意无比,让我感觉捞回了一条命。这个女孩即是欢君。我们的志趣相距甚远,却相谈甚欢,遂携手而回。她现为纽波特哲学博士候选人,攻叔本华和尼采。今年春节她回重庆省亲,顺道去成都的母校拜访师友,在历史系彭邦本教授——您的老同学——家做客时,偶然翻到您惠赠他的小说集《宣和以远》,对其中描写李清照南渡的一部中篇,印象颇深。返美后,她向我聊起您和您的作品,从而知道您从川大历史系毕业后,在成都做过十余年记者,后来专事小说写作,现在是南方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驻校作家。欢君还特意说明,她和您可称“校友”。校友,在我看来,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信任。这一点十分重要,和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一部来历复杂、命运多舛的手稿有关。
说到我的女友,请允许我多一点唠叨:欢君虽自我预设为女哲学家,但与弗兰纳里·奥康纳《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哲学博士欢姐(Joy)殊无共同之处,欢姐尖酸、无趣、邋遢,而且拖着一条假肢;而欢君虽着力于悲观之哲学,却长于游水、登山,性情活泼、幽默,喜俳谐、滑稽,最上瘾的电影莫过于伍迪·艾伦和周星驰。(私下也翻一翻拉辛和高乃依)她不仅敦促我给您写信,为我的中文做细致的润色,还提醒我在中文里滥用“亲爱的”“尊敬的”将显得有一点肉麻。故而,何先生,我只称呼您为“您”。若有不敬之处,还请见谅(而责任在欢君。)
关于那部手稿,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去年圣诞节前夕,我奉母令偕欢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环抱的小镇保莱塔修道院担任神职的舅公吉尔伯托·西芒。舅公已过九旬,又高又瘦,一头红发,脸色苍白,极符合中国古人对红发夷鬼的想象。他精通七种以上的语言,博览群书,颇似那种“不出门、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智者。五岁的时候,我首次随母拜访他,他给我讲述了一只从石头里蹦出的猴子扰得天下大乱的故事,让我听得激动不已。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西游记》——这也是我头一回听说世上有“中国”。大一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人类学,暑期漫游欧洲,再次见到舅公。他问我,第一个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人是谁?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自然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了。但他否定了我的回答,他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依照舅公的说法,马可·波罗对中国影响甚微,他的作用只在于唤起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而利玛窦则改变了中国,他带去了上帝和数学这看似对立实则和谐的两束光亮……舅公无力改变中国,却改变了我,他送我一部《利玛窦中国札记》,诱我走上了汉学之路(我多次怀疑,这是否是一条歧路?)。
后来,我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古董店闲逛时,发现了一卷装在檀木匣中的纸卷。纸是宣纸,西方人称为稻米纸,原本鲜润的米浆色已经黯淡了,写在纸上的字却还是娟秀妩媚的,如一个个羞涩的处子。那时候,我认识的汉字还不多,只能依稀感觉到,这是一封从明代皇宫中偷偷寄出的信,写满了思念、忧伤和疑惑……信末有一小块暗红的印记,起初我以为是印章,却没有发现印文。我请教店老板,他说,是写信人刺血按下的手印。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只要一听人说起“明代”,眼前浮现出来的,首先就是这一小块胎记一样的血迹。这卷书信标价太高,我买不起,然而,它却成了我和明代相遇的开始。
这一次重返保莱塔,舅公和我都明白,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他老而又老,看起来就像是一尊石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形象则接近于不朽。由于欢君的出现,使我们的交谈多了若干乐趣,也自然谈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后来,他向我们赠送了这一部手稿。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手稿,而是一藤箱业已泛黄的纸页,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蝌蚪文、象形文、奇怪的符号和图案,夹杂着数不清的注疏与考辨,它们淹没意义的主体,就像杂乱的林木淹没了河谷:它几乎无法被阅读。但对它的来历,舅公做过细致考证,以及多种推测,使对它的叙述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
1765年10月,一个在北京宣武门南教堂供职的意大利传教士托蒂·皮耶罗,获得南巡归来的皇帝恩准后,在北运河的终点大通桥码头登船,启航返国。彼时的运河两岸,槐树成林,落叶纷飞,送行的人中,有一个高鼻深目的颤巍巍老者,即皮耶罗在华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宁亲手送上了饯行的礼物:一竹篮的桂花糕。桂花糕金黄酥软,宛如把整个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篮中。皮耶罗随即经北、南大运河,出杭州湾驶入东海,在澳门短暂停留后,开始返回祖国的漫长航程。——这一年在手稿上记载明确,如您所知,即乾隆三十年,岁在乙酉,恰逢盛世。然而,老皮耶罗已年过花甲,看到了盛世后的凄凉;还有乡愁缠绵(乡愁是无须理由的),他于是只身辞别了。篮子里的桂花糕作为茶点和乡谊的象征,虽然不忍,但还是在三天之后吃完了,——篮子底部,露出了用绢帛包住的这部手稿,确切地说,是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
次年,郎世宁作为备受恩宠的宫廷画家,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乾隆皇帝追封他从二品侍郎衔,厚葬于阜成门外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和他同在一处为伴的,有青草中的蛐蛐儿,他没有说出的秘密,以及1610年即万历三十八年去世的利玛窦。——这件事情,对尚在大海中展阅神秘手稿的托蒂·皮耶罗来说,永远都不会知晓了。
手稿篇幅庞杂,内容诡谲,牵扯到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四代皇帝、无数人的命运。托蒂·皮耶罗神父在长达一年,也许比一年更长的旅途中,把手稿翻译为了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船在他的家乡那不勒斯湾靠岸时,他觉得自己已快被咸风吹成了咸肉干。在那不勒斯湾的小渔村,托蒂·皮耶罗神父隐居起来,以沐浴阳光和修订这一部(其实是三部)手稿,消磨了三十余年的时光。然而,这部手稿郎世宁从何得来,又为什么要交由他带出海外,托蒂·皮耶罗神父始终都弄不明白。1798年1月的某个早晨,他梦见了差不多业已遗忘的郎世宁推窗进屋,白发披肩,两眼迷惘,对他欲言又止……醒来后,他双眼噙满了泪水。随后,他就骑着毛驴,顶着冷飕飕的风,去梵蒂冈朝觐了教皇庇护六世。彼时,全意大利正忙于应付拿破仑的征战,当皮耶罗向庇护六世陈述有关中华帝国和郎世宁的事务时,教皇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但后来,皮耶罗还是以哆哆嗦嗦的手,呈上了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后,很快就束之高阁了。我有理由推论,它没有被认真地阅读过。因为就在该年的二月份,拿破仑的大军攻破罗马,俘虏了庇护六世,建立了罗马(台伯尔)共和国。好在没有史料表明,拿破仑清洗过教皇的私人档案库,这使手稿逃过了一劫。今天,如果梵蒂冈的档案库可以对外开放,这部手稿我们应该不难查找到它:在皮耶罗神父留下的残破札记中,记载了他给这部拉丁文手稿取的名字:《龙之秘史》。
手稿的中文原始本,托蒂·皮耶罗则捐献给了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博物馆。中文手稿的墨迹都写在柔韧的宣纸上,随情绪的起伏,时而工致似春闺妇人,时而狂乱如惊马奔腾,神父认为,所谓书法,即东方艺术之极至。据神父的残破札记记载,中文的手稿名共有五个字,其中一个是“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发现《……龙……》消失了。关于它的去向,流传有两种说法,一是墨索里尼为了讨好希特勒,把《……龙……》作为重礼相赠,后来毁于1945年盟军对柏林的春季大轰炸。一是盟军占领佛罗伦萨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盟军制服、戴钢丝边眼镜的上校参谋驱车来到博物馆,把《……龙……》借走,从此神秘失踪。(1945年之后,盟军在他们用枪征服的欧陆各地,又用玫瑰、殷勤,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领走了许多姑娘以及别的财富,其中一个漂亮的葡萄牙少女苏姗娜,即是我的母亲。)前边两种说法,都近于小说家言,无法查实,唯一可信的是:它的确找不到了。
只有托蒂·皮耶罗神父翻译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了下来。他给这份手稿取了一个简洁而又中立的名字:《言辞》。神父在小渔村中,以《言辞》为伴,打发最后的暮年时光。1800年5月,拿破仑挥师四万翻过阿尔卑斯山,再次向南侵入意大利全境。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二十出头的随军神父让·雅克·阿诺,栗色卷发,面容姣好,且耽于幻想,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抱有极大的热情。为此,他专程赶到那不勒斯湾,拜访了老皮耶罗。在这两个老少神父之间,有过多次的秉烛长谈。在征得后者的同意后,阿诺用法文抄录了《言辞》全稿,并重新给予了命名:《我父》。“我父”,是手稿的女主人公在滔滔的言辞中,一开始就提到(并将时刻提到)的一个人,他,意味着时光的重现。抄录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托蒂·皮耶罗神父无疾而终。阿诺忠实地执行了老神父的遗愿,按中国的习惯,将《言辞》作为纸钱,在他的坟前焚化了。托蒂·皮耶罗对让·雅克·阿诺的影响之一,是使他脱离了军队,远远地跑到西、葡边界葡方一侧的修道院避居起来,并给自己改了一个葡萄牙名字,若泽·亚马多。
何先生,我想您已经能猜出来,这个地方就是葡萄牙北方僻静的保莱塔。
《我父》在保莱塔修道院被历代神父翻阅了近二百年。从各种意义上讲,它都远非一部圣贤之书,也和上帝的教义不相吻合,但是它非常有趣,而且不能被完全释读:这就构成了对阅读者持久的挑逗,让你欲罢不能。何况在砖石垒砌的修道院中,静谧得能听见黑袍和阳光擦过墙面的声音,这儿有的是用不完的时间。如中国古人所言,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每个神父都在手稿的空白处写下了一些感想,或者猜测。由于它在语言上由中文—意大利文—法文进行了三次转换,这就使理解产生了若干歧义。还有,母语非法语的人,则可能对某个微妙之词,进行自己的诠释甚而篡改。手稿的容量越来越大,不同的笔迹和心情,都在字里行间挤压着和膨胀着。若泽·亚马多走得最远,据我的舅公说,他把阅读《我父》的感受,写成了一部史诗《旧宫殿》。某个四月的上午,他站在平台上一边眺望国境线北侧的西班牙春色,一边梳理自己栗色的卷发,这时雷电猝然击中了铜梳,他倒地死去,年仅27岁。遵照他的遗嘱,《旧宫殿》至今还被锁在地窖深处的一只铁匣里,和修道院秘藏的香槟、葡萄酒为伴,不与世人分享。
我的舅公吉尔伯托·西芒神父,则没有诗人气质。相反,他的一生所为都很谨慎,凡事讲究精确与逻辑。这跟他从小钟爱数学有关。十六岁时,他在不借助任何演算工具的情况下,把圆周率推到了小数点后13位,一时被半个葡萄牙夸为天才。但此后,他在圆周率上耗尽十年的心血,都未能跨过“13”。“13”,似乎让他从中看到了某种重要的警示!震惊之余,他终于抛下数学,披上黑袍,皈依了上帝,成为一个端庄、朴素的神父。也许可以说,他是该修道院极少数真正没碰过女人的神职人员之一。不过,受数学的影响,他一辈子都在关注天象,那些写在人类头顶的神秘的点与线。我尚在儿时,他就对我说过一句难忘的话:“我们今天肉眼所见的星星,很多在万年之前就已毁灭,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它们穿过时间而来的余光。”吉尔伯托·西芒神父从星空获得的启示,使他对一切业已消失的事物,都充满了隐秘的热情。在这种热情的支配下,他把《我父》的手稿把玩和考订了大半辈子。但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早晨,窗外飘着雨夹雪,他靠着壁炉,哑声告诉我:“我基本上失败了……我没能廓清这部纷繁的手稿,我在纸上留下的眉批和夹注,可能还给它增添了麻烦……唯一有用的,是我推测出了它的来历。”
舅公自己认可的这一点成果,零星地写在七页修道院专用信笺上,字迹如一,而墨色杂陈,看得出绝非一日之力、一年之功。我把它们略加整理,大意如下:
《我父》是一部口述实录的历史,断断续续撰写于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之晚春和盛夏,但没有最终完成。讲述人是一个瞎眼老妇,自称和被推翻的明皇室有着秘密的血亲关系,而记录人是一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史学家,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这从文中老妇对他的调侃可以看出,他的名字如他本人一样,意味着智谋和野心。而这个调侃也暗示出,瞎眼老妇出身高贵,有着非比寻常的骄傲和乖戾。她始终高高在上,说话信马由缰,不合情理、不通逻辑的言辞与段落,随处可见。但内容的主体,则还是环绕于多年前她与大明王朝末代帝王的故事,她称从前那个万乘之尊为:我父。而自己的名字,她说,是:朱朱。然而,在已知的、刊布天下的明清正史、稗官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朱朱”这个名字;或者保守地说,即便有她这个人,却不是她所说的这个名字,而且,还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个人的确是存在过。不过,就她本人来说,她完全无视于历史,也无视那个记录她声音的历史学家——上帝,她完全就没有视觉——她像是在黑暗中独白。那一年的秋深后,青年史学家把记录的手稿交给瞎眼老妇,请她(在别人或他本人的帮助下)加以审核,以便他日后整理成书。但就在这一天,她和他之间发生了一件迄今不为人知的事情,也许是一个意外的冲突,乖戾、骄傲的老妇永久性地扣下了手稿,没有发还给这位青年——这是导致手稿不能被最终完成的原因。
舅公认为,这部手稿内容庞杂,情节诡谲,如果被学术界证实,足以对一段重要的历史构成颠覆。然而,对他这样一辈子只服从于内心生活的人来说,学术却又是不值一文的。舅公晚年,对手稿的真实性越发深信不疑,理由是:他从藤箱里随手拾起一张纸片,都能从言辞中读出无限的沉痛和深情。在舅公心目中,“沉痛和深情”是无法伪造的。
《我父》,这盛满一藤箱的手稿,舅公传给了我,我就像继承了一个做不醒的梦。好在这个梦富有趣味,兼有鸦片的昏沉和芬芳,适合我这种闲逸、懒散的学者。欢君给了我不小的支持,她的乐观、俏皮,消解了长时间研究手稿带来的烦闷。她说:“切莫苦自己,历史既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嫁得出去也就可以了,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不是还有人要吗?”她回重庆省亲期间,我飞到波士顿,去哈佛东亚文化研究所查阅了大量明清档案,其中多为私家笔记,并在一些同门师兄弟的帮助下,推测出了手稿何以会在1765年的秋天,交到托蒂·皮耶罗神父的手中。——这一点,在舅公的研究中,尚是一个空白。
朱朱,手稿的女主人公/讲述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时候,她还是个少女,年龄不会超过十八岁,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她同时失去了我父和双目的视力。一个叫德吕尔·德吕翁的传教士(国籍不详)拾到她,并收养了她,她在手稿中,称他为“我的养父”。德吕翁由于精通天文学知识,在明、清两朝,均官拜御前历法官,在钦天监供职,这使他所受的礼遇,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同行。他卒年不详,如果康熙二十八年手稿撰写的时候,他还活着,应该已在百岁之上了。作为瞎眼老妇的朱朱,后来也下落不明。就我所知,在历史中不明不白失踪的女人,给我印象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两宋之交的李清照,一个就是明清换代的朱朱。这部手稿后边的潦草附录中暗示,由于发生了她和史学家之间那件不为人知的事情,她本来是要怒而焚稿的,但火焰的灼痛(一定还有别的什么)让她改变了念头……朱朱留下的最后一个有物证的踪迹,就是把手稿送到了她养父的一个学生H(姑且称他为H)的家中,请他“封存”。H曾从德吕尔·德吕翁那儿学到天文学知识,得以在钦天监服务。H临死前,又把手稿传给了自己的学生P(也姑且称他为P吧),但并没有多做交代,只嘱托“收起来”。这已是康熙五十四年之后的事情了,郎世宁已抵北京,并已经给康熙皇帝敬献过金鸡纳霜,有效地治好了陛下的贵恙:疟疾。此后,他正式在宫中画像兼行医。P和郎世宁成为了挚友,P对汉字和宫闱秘史都知之甚浅,就把“收起来”的手稿作为艺术品,赠送给了作为画家的郎世宁。
朱朱当初把手稿交给H神父封存。封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她没有说,迄今也没有人能猜到。然而,这部手稿在辗转过程中,还是泄露了一丝风声,并被敏感的人捕捉了下来: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搂的书目中,有关于明遗民的大量笔记,其中一部《燕山龙隐录》,赫然标着“亟待搜寻”的字样。我以为,《燕山龙隐录》,极可能就是这部手稿本来的名称。
郎世宁是继利玛窦之后,在华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艺术家和中国通。他能意识到《燕山龙隐录》的重要性,却看不到它可以面世的那一天。在珍藏了手稿大约四十年之后,他在行将就木之前,把手稿通过托蒂·皮耶罗神父,带到了海外。之所以要偷偷放在盛桂花糕的篮底,我推测,是他实在不知该向皮耶罗交代什么话。就在这持久的沉默中,《燕山龙隐录》随皮耶罗开始了比他的归乡之旅更为漫长,也更为曲折的语言、地理的大迁徙:它在时间中改头换面,几乎让人无法辨析真相。
欢君返美后,对我研究出的这一结论颇为惊讶,连声夸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几乎让我受宠若惊。当晚大吃大嚼她做的热辣辣重庆火锅时,她慨然表示,如果我有志把《我父》回译为中文,她愿意尽其所能地协助。大喜之余,我用啤酒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从法语回译这部手稿,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艰难:我在法语上下过功夫,阅读没有大碍(欢君也能读读),但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欢君的母语是中文,但她的历史知识还停留在高中阶段;我虽然专治中国古史,对汉语的种种奥秘,却还只能意会、拙于言传。我俩绑在一块,从表面上看,自有许多优势,我可以对着法文手稿和葡文夹注,用英文诵读,欢君则用中文记录,事情就这么简单。然而不然,为了从两种语言(实际不止两种)里找到相互准确对位的词,我俩抠破了头皮。语言犹如丛林,一旦身陷其中,发现处处歧路,举步维艰。而欢君对维护汉语精确性的倔强,和我对汉学知识的自信,经常锋芒相对,各不相让,发展到极端,就是冷嘲热讽,恶语相向,中美关系,时时面临危机。为了打破僵局,——有时候会持续一天或者一周——我只好以和稀泥的方式寻求解决,而她这时也礼让两分,于是我们就此在一个词语上达成并不心甘情愿的妥协。暑期,为了这件自找麻烦的事情,我们甚至放弃了旅行,终于在上个礼拜五的晚上(后半夜),把一箱子蝌蚪文,统统变成了方块字。
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喝杯早茶(峨眉竹叶青)来庆贺一番,就沮丧地发现,回译出的这部手稿,每一个汉字我们都认识,却是无法卒读的:它情节枝蔓丛生,细节如荒草乱长,涉及的人物不仅众多,而且性格破碎,前后多有矛盾、抵触,在历史的拐点,常含着不合牌理、不合逻辑之突变,更有波诡云谲、相思如灰,让人读得时而悲咽无语,时而又一头雾水。这固然与瞎眼老妇恣肆汪洋(或曰信口开河)的讲述方式有关,更因为它的母本也仅仅是一部未经整理、修订的原始文稿。加之,它在语言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转换中,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误译、漏译、揣测、武断的增添与删节,总之,它千疮百孔,如画在绢帛上的一幅古代地图,反复被虫咬过,又反复被人按臆想重新编织和涂写,最后,图上标示的点与线就全乱了。
这意料之外的打击,把我们打蒙了。在长时间的无语后,还是我勉力支撑了起来。我指着桌上、地板上,堆放的一小摞一小摞书稿,哑声说:
“这是带给人无限麻烦的书。”
欢君哭兮兮地说:“我同意……”
“无限的烦恼,无限的时间。”
“我同意……”
我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让我们把它忘了吧。”就俯身把书稿捡起来,抱到屋外的草坪上,摞起一座山。在我掏打火机的时候,欢君跟了出来,向我背诵了她喜欢的一个哲学家(我怀疑是个小说家)的一段话:“一本无限的书在燃烧时也许同样是无限的,因而会使这个星球被烟所窒息。”她脸上没有了泪痕,调皮地看着我。
我把打火机扔了。我俩都同意再给它寻找一次机会。我和她都不忍心说出那句中国俗话:
“死马当活马医。”
何先生,欢君向我推荐的医生就是您。
请原谅我的冒昧,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了。也请恕我直言,您也许并不是最合适的人,却是我能够找到的人。欢君之所以向我推荐您,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一、对校友的信任。
二、您受过历史学的基本训练。
三、您是一位作家,写过李清照南渡这样的小说,历史、文学在您的写作中如影随形。欢君问过我:“让一只古代瓷盘的残片重新复原为瓷盘,靠什么?”我说:“胶水和石膏。”她说:“大错。是想象力。”这句话,帮助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何先生,现在我和欢君掌握的,就是一堆(又一堆)语言的残片,而您手上所有的,即胶水、石膏和修复术。我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工作,把它修复为一本可以清晰、流畅地阅读的书。我们不指望这本书能给历史和文学构成颠覆或某种大的贡献,只乞盼它能够被完成。怀胎十月就很艰辛了,而我们还一直处在难产的境遇中。您的加入,也许能把这孕育了三百年(或者更长)的老孩子,催生出来,放还于人间。
我和欢君都期待着您的(慷慨的)回应。
您诚挚的
宇文长安(Stephen King)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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