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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自选集:岁月留声

王学泰

社会科学 / 经典名家作品集 · 20.9万字

这里浓缩了中国社会近六十年的风雨变迁,描绘了那个激情年代的人生百态;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细细品读这些珍贵的独家资料,在流金岁月中慢慢感悟人生,接受时代洗礼!

品牌:华文天下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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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章 少年游 (1)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

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20世纪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旧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

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儿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一百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一百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副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底儿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人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儿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四十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20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是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他”),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腊八以后,小年之前,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女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用的走马灯等)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族人,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当儿,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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