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作等身的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领域的杰出成果有目共睹。本书收录他的35篇讲演，分为四个部分：1.给青年学子们，有自身的求学之路，经验分享，更有给同学们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的真诚建议。2.给教师们的话，思考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做好学科建设，亦有切实的行动记录。3.学术主题发言，包括《清人著述总目》《十三经注疏汇校》《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等大型学术项目的成果汇报和经验总结，均是杜泽逊教授最负盛名的领域。4.其他。在其他学术会议的发言，亦有较大的信息量。

本集刊以学术研究为主，内容主要为域外汉籍中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及书评。本辑设有朝鲜—韩国汉籍研究、日本汉籍研究、越南汉籍研究、域外古逸汉籍研究、汉籍交流研究几个专题。其中朝鲜—韩国汉籍研究专题文章有《李植〈俪文程选〉研究》《科举制度视域下的高丽律赋考察》等，日本汉藉研究专题有《日本〈罗陵王〉汉文曲辞及其辞、乐关系考论》《新见日本经学家佐藤一斋词六首考述》等，越南汉籍研究专题有《东亚佛典环流与越南禅史书写——以越南〈历传祖图〉的成书与流传为例》等，域外古逸汉藉研究专题文章有《日藏中土佚失疑伪经〈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研考》《日藏神宫文库本〈明文抄〉所见〈唐历〉佚文》等，汉藉交流研究专题文章有《新发现的无逸克勤写经与明初对日外交的若干问题再考》《苏州江氏家族来舶清人考》等。

抗战时期我国社会环境变化巨大，许多沦陷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较以往明显不同。随着时代主题、经济状况、民众心态等因素的转变，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演艺生态。在这样的环境中，戏曲的生存、发展遇到巨大的挑战，许多剧种的境遇呈现很大的差异。因此，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中戏曲发展的探讨，对于深化中国现代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在论述角度的选择上，没有拘囿于戏曲艺术本身，而是从城市的大环境入手，以演艺生态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展开探讨。运用个案研究、数据罗列、现象分析等手段，对典型的剧种、艺人、剧目创作和演出活动等进行剖析。二、在深入研究历史现象和戏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戏曲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体现以古鉴今的史学意义。三、抗战时期梨园界涌现大量可歌可泣、跌宕起伏的动人事迹，所以本书也具有较为突出的可读性。

近代中国人虽然从明治新汉语接受了大量新名词，可是遇到西文概念或是论及所指事物，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自行重新上溯古代典籍，望文生义、格义附会。而且在解读新名词之时，往往不仅是比较西文原词，将新名词看作一个整体对应，而是分别从汉字组合各自的字义来理解词义。如此一来，同一汉语新名词在东文和中文语境中呈现不同形态，进而产生了许多彼此无法交集的歧义。不以名词勾勒历史，而是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才有望臻于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境界。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为中共党史党建、中国现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专业性学术文集，主要刊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学术成果。本刊内容广泛，涵盖中国共产党与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理论、历史人物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各方面。题裁包括专题研究论文、历史考证、理论阐释、治学札记、学术动态、口述访淡、书评等。

《唐宋历史评论》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以唐宋史研究为主的专业历史刊物，以关于唐宋历史的专题研究与评论为特色，主要刊发问题导向的关于唐宋历史专题研究论文，以及以梳理唐宋研究学术史为目的的专题述评和书评。文章类别包括论文、书评、序跋、读史札记等。

文官考核，既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作为官员管理的重要一项，涉及官员选任、奖叙、处分、升迁降调等诸项内容，在清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书对有清一代文官考满、京官京察、地方官大计、地方大员年终密考、清末新政下考核州县事实五项主要考核形式分章分节详细考究，理论解析，涵盖了制度源流、内涵与发展脉络，考核的实施效果与实质作用。书中指出：文官考核理论上“黜幽陟明”，整饬官场，但受吏治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考核与吏治是辩证关系；主管官员注考负责制利弊双关，主官注考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成为考核弊端丛出的总根源；乾隆朝开始实行的年终密考制，扩大了督抚的用人权，也成为皇帝控制地方大员的利器；官员考核与选任的紧密结合，是清代充分发挥考核优等激劝作用的重要举措，京察一等外放地方任官成为清朝人事任用的亮点；在皇帝对考核优等、六法官员引见，考语确按实迹的情况下，实施考核问责能够相对有效增加考核公正、有序的可能性。

《宋代家礼》一书将宋代家礼作为一种集体写作规范的历史场景来观察，探讨了这一时期书写者在家礼文本中的自我设定与书写时的立意、取径，叙述了宋代家礼文本的书写概况，分析了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同家礼文本的续写、更新与知识类型的变化，并以朱子《家礼》为个案，勾画了宋代以后家礼文本的经典化与知识的通俗化过程，以此说明后世对整个宋代书写者所创造的家礼知识的检验与实践。研究中结合了知识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方法，既有对文字记载的精细分析，又有对图像的解读与阐释，为家礼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本书依据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试图恢复其本来面貌，是作者积30余年之功的倾心之作。全书共二十三章，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与历史文献研究方法论，二是诸如老子其人其书、孔子与《周易》、儒家八派、思孟关系等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三是《尚书》《论语》《孝经》《易传》《礼记》《大学》《中庸》《乐记》等中华核心经典的成书、作者与时代，四是儒道两家出土文献，五是其他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考证。

本书从述说扎根乡土社会的道德理想出发，搜寻流传在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中的礼仪道德故事百余个，分别从仁孝传家、三贞九烈、和气致祥、见利思义、乐善好施五个方面进行介绍。

本书围绕明清时期的仓储制度、盐政制度、卫所制度、财政赋役制度，将这些制度的运作机制置于区域社会的脉络下加以考察，折射出传统乡村社会特有的调节机制，以及贡赋经济中所蕴含的市场逻辑，对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某些重要领域有参考价值。

本书运用“历史民族志”的研究视角与书写风格，结合民间历史文献与实地田野调查，对黔桂交界都柳江下游地区的“峒地”村寨民众展开研究，希望揭示自明清以来，面对王朝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山区村寨社会在家族组织、婚姻关系和仪式传统等方面发生的整体性“结构”变迁，以此探讨南方山区人群身处王朝国家统治下的多种可能性和多元化途径，并且重新思考中国西南地区民众的历史书写与社会文化进程。

在中国的人类学中，摩尔根这个名字因为它的历史崇高地位，因而可能已被误解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当然这完全是用做形容）。在这一跨文化误解的过程中，摩尔根及由摩尔根的论说推演而来的许多毫无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有了自称为“本土社会理论”的机会。于是，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用从摩尔根那里得到的认识，来将他人从其他理论那里得到的认识归类为“洋腔洋调”，故意诱使人们忘记摩尔根本人是一个美国人。这个吊诡的现象提醒人们需要恢复摩尔根的西方面目，将这个名字与西方其他人类学思想家并列起来评述。而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重新树立起摩尔根的旗帜。

本书选择了元明清戏剧中重构次数较多，且具有典型性的项羽、刘邦、萧何、张良、韩信这五个人物展开研究，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楚汉战争中人物的重构缘由、楚汉战争中人物的重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元明清戏剧重构对《史记》及中国文学的意义。

“中国礼仪之争”是发生在明末清初中国，扩展到欧洲，并对此后的西方和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大事件。争论的核心关乎中国人的祭祀仪式，如“敬天”“祭祖”“祀孔”等礼制。徐光启等儒家天主教徒皈依后保持祭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则以“补儒易佛”的宽容态度加以容纳。这种做法后来受到怀疑，终于在康熙年间酿成冲突。莱布尼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参与论战，欧洲“汉学”对此形成一系列看法，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本书使用新近公布的“中国礼仪之争”汉语文献，首次对这段历史做出详细描述，并指出其在明清史、教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经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书中通过区别直接史料、间接史料，官家记载、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外国记载，等等，使人了解各种史料的价值。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鉴别与应用方法，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金针度人，为后来人做研究提供了便利。

本书是作者周中坚先生多年来研究广西历史、西南地区发展及北部湾经济圈等问题的成果结晶。作者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历史的出发点，尊重客观历史，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详细论述了广西的历史及现状，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港口建设与旅游开发，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广西。本书不涉及疆域历史沿革、边界等问题。全书共分为广西历史文化、广西沿海、广西沿江、广西交通、广西生态、广西开放等几个部分。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均曾公开发表或者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其中有多篇文章在当时曾产生较大影响和积极反馈，对经济、文化领域的建设发展有启发意义，如《北部湾经济圈构想》《开发魅力独具的西江风光走廊》《努力使广西跻身于航运强省之林》《广西沿海地区的共性与个性》等。其中个别构想或者建议在今日看来可能会有点时过境迁之感，但在当时皆属创新之想，于今人亦有启发。书稿所收入不限于学术论文，亦有作者的杂谈与感想，可读性强。

以冀中定县为中心，本书主要探讨乡村经济中有关人地比例关系、土地分配关系、家庭规模、农业生产、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家庭手工业、集市贸易、农民借贷、赋税负担、农家消费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等十二个学界共同关注、辩论已久的问题，力求在中国近代乡村的整体历史脉络之中，着力寻求冀中区域的特性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共性，研究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的结构、运作形态及其变迁，由此揭示乡村经济与农民生存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史、乡村经济史的研究。

泉域社会是山西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是笔者所主张的在类型学视野下开展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积极尝试与探索。在从事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之初，我就注意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言之“山西泉水之盛堪与福建相伯仲”的评价，这与当下人们观念中山西水资源匮乏的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山西水资源的古今变迁与地域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以水为切入点，是整体地审视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新视角，这与当下国内正在兴起的环境史研究相得益彰，本书努力做到社会史与环境史的有机结合，希望在解读明清山西环境史的同时，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区域案例。山西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漫长的历史，围绕水资源开发所形成的水政治、水经济、水权利、水信仰、水文化非常丰富。以太原晋祠泉、介休洪山泉、洪洞霍泉、新绛鼓堆泉、翼城滦池泉、临汾龙祠泉为代表的主要泉域，不仅完整保留着自唐宋以来的古老水利设施和水利遗迹，而且有着丰富的水利碑刻、水利契约、水册渠册、水利诉讼档案等珍贵文献，为我们开展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在业师行龙教授“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的指引下，二十年间我们走遍了山西各大泉域，深入乡村和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开展田野调查，进行实地走访。在此基础上，“泉域社会”的印象也越来越深刻。为了完整呈现山西泉域社会的面貌和特色，本书采用了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水利社会史作为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热点领域，吸引了多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山西自唐宋以来即已颇具规模的引泉灌溉系统在省境内尤其是汾河流域星罗棋布，是各自所在区域的重要经济区和文化中心。本书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山西各泉域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水利碑刻、契约文书、渠册水册、族谱、档案等民间文献，以个案性实证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山西这个水资源日渐匮乏的省份，历史时期围绕泉水资源开发所形成的水环境、水产业、水组织、水制度、水文化、水信仰和水政治，力图以泉域社会为例，建构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模型——泉域社会。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和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有着极为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区，其原因主要是在于我们习惯性地把西方戏剧看作一个连续一致的整体，以易卜生式的戏剧作为现代戏剧唯一合法的存在形态，因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清末出访欧洲的国人所观看和接受的实际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主流戏剧，它属于可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戏剧”的完全不同的剧场史范畴。本书的基本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重新检阅晚清国人出访欧洲留下的观剧笔记材料，对中西戏剧交流史上这一被遗忘甚至可以说是有意无意被抹去的段落予以发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