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在宽阔的历史语境中以影响较为深远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代表作为解读对象，分阶段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类型的初始建构过程和叙事特点。

本书是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关于文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在学界具有较高的影响，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现当代该领域奠基性著作。包括绪论、文学的本质和特性、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文学的创作活动、文学的放法与流派、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艺术风格、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文学体裁的类型、文学的阅读、欣赏与批评、文学的社会功能等。

本论文集所收录的四篇论文，撰写于2014—2016年期间，均公开发表过。其研究视域，主要集中于近30年来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以及中国诗歌在现代性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美学特征。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虚无与“开花”——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透视（纲要）；从“革命文学”到“审美意识形态”——张志民诗学的范式转换与价值生成的时代美学意义；迷途：成因及其后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问题意识与审美现代性批判；“盖娅”审美与生态批评诗学的建构一代《7+2登山日记》五周年评论集后记。

人生有种种享受，读书是其中之一。如何让读书成为一件快乐的事，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针对这些问题，周国平用大半生的读书体会，结合富有哲思的语言，系统而真挚地提出他的理解，并对人类生存困境和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刻的省思。作者在阅读上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做大师的学生。

《时代·大家》为《时代周报》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专家、作家如吴敬琏、葛剑雄、莫言等的采访精选，从中可以一窥这些文化精英对时代的触摸和心路。这十年思想文化报道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代脉络的最好展现。

本书聚焦于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即古代文学中的文史互动，包括诗歌与历史的互读、历史与小说的互渗、历史与文化的互融等专题，涉及文史领域的重要体裁如咏史诗，经典作品如《三国演义》，重大事件如荆轲刺秦，并收录了与柯马丁、钱南秀、艾朗诺三位教授的对谈。在搜集英语世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大部分是新世纪以来、尚未被译成中文的论著）的基础上，结合海外汉学的发展，阐述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史互动的最新研究方法和视角。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阅读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心得感悟。旨在打破普通读者对古典小说的种种既有偏见与误解，引导读者重新认识中国古典小说，感受其中的深邃魅力。本书分为12个章节,分别从出场、视角、错位、人物、道具、性别、层次、变奏、本性、传承、说教、死亡这12个角度来论述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特美学，从整体宏观的视角找寻古典小说的内在共性与隐秘的传承联系。

《七十二堂写作课》是夏丏尊和叶圣陶合著的一部讲述文章作法的书籍。《七十二堂写作课》书中的文章均选自二人合编的《国文百八课》。《七十二堂写作课》是一本侧重文章形式的书，所选取的文章虽也顾到内容的纯正和性质的变化，但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全书一共七十二讲，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章及文学体裁，记叙、说明、议论、应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每一类别都有十分精到又浅显易懂的见解与指导，是人们学习写作、提高写作技能的不可不读的好书。

本书共收录了艾略特在1919年至1936年期间18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凭借其深厚的文学蕴涵和冷静敏锐的洞察力，这名出色的批评家对英国文学史上具有时代重要性的代表诗人进行了承前启后的审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手法的独到见解。

《师友记往》是“余英时作品系列”中的一种。这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师友的文字。追忆的对象既有令读者如雷贯耳的费正清、钱锺书和钱穆等，还包括刘大中、余纪中、吴火狮等在海外港台的学术界、新闻界甚至经济界掷地有声的名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

《日本文学思潮史》对日本上古诸种文化混沌状态、原初文学意识的自力生成、写实的“真实”、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和“闲寂”等观念做了梳理和介绍，对日本近现代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具有日本特色的战后派文学思潮、无赖派文学思潮等主义形态的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日本文学思潮史》深入分析了各种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鼎盛、衰落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外在的因素。同时探讨了日本文学思潮从观念形态到主义形态的演变中的对应性与连续性，以凸现其民族的特色。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一百多个关键时刻为切入点，整部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1562—1627）、友人艾儒略（1582—1649）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1965—）所幻想的2066年西行漫记“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本书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罗棋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这是一部在“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期望向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本书以中国学术期刊中的莎评为研究对象，在不同文类、时期和期刊的多语境下和多种物质文化资料的互文中展开对当代中国莎评现状的解读，同时关注学术期刊作为“文化权力体”对文学评论的引导和建构作用，通过分析“十七年”时期、新时期初期（1978-1981）、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外国文学、戏剧和电影期刊莎评话语的特点和规律，以及这些“变”与“不变”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出版因素，讨论中国当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整体特征和范式转移，呈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中的莎评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建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主体性的历程，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趋势和方向的建议和思考。

《中国诗歌研究史（魏晋南北朝卷）》是一部系统梳理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史的论著。全书共七章，前五章按照时间线索，分别梳理了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刘宋、齐梁五个时期以五言诗为中心的诗歌研究情况，作者对相关的学术论题以及重要的学术论著做了阐述和介绍。该书第六章介绍北朝及隋代诗歌研究的情况，第七章是关于这段时期乐府诗歌研究情况的综述。

本书主要依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创作笔记、文论和文学书信的研读，探讨这位小说家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发展的轨迹。在回顾重要的陀氏评论的同时，以小说原著的文本分析为主线，阐述了陀氏提出的“理想主义”、“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和“完整的现实主义”等等的内涵和艺术特色。本书还论述了陀氏在艺术探新中同欧美及俄罗斯名家（如雨果、爱伦·坡、普希金、果戈理）进行的文艺创作对话。

《中国文学史纲要》勾勒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史实、重要作家、重要文学流派、重要文学成就，编著者均为著名文学史家。与一般中国文学史详细叙说的写法不同，纲要旨在简明扼要地对文学史作系统概述，突出文学史上的重点现象，便于读者掌握，是中国文学史最好的入门书。本书是四册中的第二册，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纲要。

在本书中，美国著名写作教练詹姆斯·斯科特·贝尔向读者展现了让小说和剧本更具感染力、令人无法抗拒的秘密。一个基本的写作原理是，故事的感染力与读者的阅读体验成正比，而读者的阅读体验又直接与结构的合理性成正比。没有结构的故事就像是没有骨架的皮囊，只有通过合理的结构，故事的力量才能被释放出来。“超级结构”对任何一种类型的作者都适用——无论是对于那些喜欢先拟提纲再开始写作的人，还是仅凭直觉就尽情放飞想象的人。在作者看来，写小说就像是在黑暗中打着汽车前灯行驶，你能看到的最远区域也只是公路上光线能够照射到的地方，不过，只要你时刻知道下一个路标是什么，你就不会迷路或者驶向悬崖峭壁。“超级结构”为我们提供了14个非常有效的故事路标，它们分别是：困扰、爱心包裹、反对转换的论点、制造麻烦、1号不归之门、踹小腿、镜像瞬间、抚摸小狗、2号不归之门、增长的力量、熄灯、Q元素、最后的战役、转换。针对每一个路标，本书都用一个独立的篇章做出解释，还附上一小节“对于设计情节式作家和直觉式作家有用的建议”，向你展示如何把刚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并且按照你自己的写作风格去进行相应的调整，写出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故事。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是杨周翰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来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著。他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写了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历史，杨周翰先生并非囿于经典文学，而是把一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例如悼亡诗等，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从而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

《飞向太空港》记录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外国卫星——美国“亚洲一号”的故事，其中既有中美专家在大凉山深处的合作与友情，也有东西方文明在现代卫星发射场上交汇时的碰撞与冲突。整部作品节奏紧凑、张弛有度，以全景式的书写完整再现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外国卫星的全过程，展现了中华民族勇于进取、不断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决心，也以地球人的眼光和气魄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展现出人类探索宇宙、憧憬未来的博大胸襟。

算上北大版，这已经是第六个版本了。这册小书，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刊，1995年由台北的麦田出版社推出繁体字本，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刊行三卷本《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时将其收录，此乃本书的“基本型”。十年后，也就是2002年9月，新世界出版社发行装帧精美的“插图珍藏本”，算是“改进版”。到了去年春夏间，几乎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分别找上门来，希望重刊此书。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百花”刊行插图本，只收初版本文，取其赏心悦目；“北大”兼收各种附录，增加索引，突出学术性。我之谈论“武侠”，除了这册小书，只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的《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中的《武侠小说与功夫电影》，还有就是《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的《“通俗小说”在中国》。二十年间，如此成绩，实在寒碜。说白了，不够忠诚，也有欠专精，那是因为，我并不希望以此为“主业”。至于为何以及如何借“武侠”谈小说类型，而又兼及思想文化，当初以《我与武侠小说》作为人文版的“代序”，以及撰写《我与武侠小说研究》作为新世界版的“后记”，再加上《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等七则附录，该说的都说了，再往下絮叨，就讨人嫌了。问我的研究体会，就一句话：观赏通俗小说（武侠或言情）及类型电影（侦探或惊悚），可能很愉悦；作为研究对象，却不怎么好玩。既怕缺乏理论自觉，一味复述迷人的故事；又怕沉湎其中，走火入魔，立说时“过度阐释”。如此古今对话、文史沟通，分寸感很重要，如何拿捏，端看学者的志趣与功力。以我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因此，只好暂时告别那些“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游侠了。